近日，记者走访长沙几个保障性住房小区时发现，部分保障性住房竟成了一些人牟利的工具――原本每月几十元租金一套的廉租房，被转租至600多元，甚至2000元。保障性住房小区凤凰佳园内，许多墙壁上都贴满了房屋出租广告。另外，面向城市低收入住房困难家庭的一些公租房、经济适用房，也不同程度地存在转租现象。（据《长沙晚报》8月25日报道）　　廉租房，是政府建设并廉价出租给低收入家庭的住房。通过转租保障性住房牟利，显然违背了政策的初衷。事实上，“廉租房被转租”之类的现象并非今日才有，也不止发生在长沙一地。我们不禁要问：本应惠及低收入群体的保障性住房，为何能被转租出去牟利？　　从某种意义上讲，保障性住房被转租其实并不出人意料。因为，从“经济理性人”的角度出发，任何一项公共福利都好比是一块“唐僧肉”，在利益的驱使之下，谁都想去咬一口。廉租房的租金与市场价格之间存在着巨大的差距，一些人难免会产生借此牟利的冲动。但问题的关键是，必须严加防范和惩戒――明知道有人会觊觎，就应当提前“扎牢篱笆”；发现了问题，就应该通过严厉的处罚，让转租者付出惨痛的代价，让后来者不敢再有非分之想。这些工作做到位了，廉租房转租等乱象就应该能够得到遏制和防范。然而从实际情况来看，有些地方的工作却并不尽如人意。　　对于保障性住房的使用，我们并非没有相应的规章制度要求――国家住建部曾明确规定，廉租房家庭再购买其他住房的，应当办理廉租房退出手续；对骗取廉租住房保障、恶意欠租、无正当理由长期空置，违规转租、出借、调换和转让等行为，可以收回住房。《长沙市廉租住房实物配租实施细则》也规定，转租廉租房者将被“迁出廉租住房，并取消其5年内申请廉租住房的资格”。　　一边是制度、法规的明确规定，一边是一些人依然敢于并且能够把廉租房转租出去，这暴露出相关部门至少存在监督管理不细致、发现问题不及时等问题。从报道的事例看，许多廉租房的住户早已不符合条件，甚至有的本人已经去世，儿子转手把房子租了出去。可见，如果主管部门能够对居住者定期进行资格审查，及时清除那些不符合条件者，就能从源头上减少转租廉租房现象的发生。至于发现问题则更不是什么难题：出租广告已经堂而皇之地出现在保障性住房小区，管理者只需到小区走一走就会一目了然。可以说，正是因为相关部门没能做到细致、全面的监督管理，没能及时、有效地发现问题，才使得制度、法规变成了撂在纸面上的摆设，才使得防范和惩戒都无从谈起，让廉租房被轻易转租。　　任何一项惠民好政策，离开了严格的监督管理，都有可能被扭曲，甚至跑偏。面对廉租房频频被转租的现实，相关部门必须拧紧防范和惩戒的“螺丝”。否则，“一窗不补，百窗必破”，通过廉租房牟利的现象仍然会出现。　□张 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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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马年伴随着楼市“限购”、“松绑”、“去库存”等关键词走过了大半。　　自6月20日呼和浩特市宣布取消商品房限购，成为各地正式发文确认取消限购的第一个城市以来，短短两个月的时间，全国46个限购城市中目前已有30多个城市取消或者大幅“松绑”限购。　　但是，二三线城市形式各异的“松绑”政策，也引起了业内和购房者的激烈争论。地方政府纷纷放开限购、补贴购房，这是否合理？“松绑”限购到底能否提振房地产市场？又会否导致新一轮房价上涨？　　为什么要“松绑”限购？　　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市场经济研究所副所长邓郁松认为，房地产市场供求情况的变化，是全国区域中心城市扎堆松绑限购的主要原因。　　已经习惯了北上广楼市“长红”的人们，可能无法想象二线以及三四线城市楼市之艰难。虽然目前尚无一份官方完整的楼市评估报告，但仍有一些细节能够透视全国楼市冷暖。　　据国家统计局此前公布的数据，今年上半年全国商品房销售面积同比下降6％，销售额下降6.7％，而商品房待售面积激增25％，达到3.59亿平方米。　　曾经无限风光的房地产市场，如今却像一块烫手的山芋，让地方政府扔也不是，拿也不是。　　8月11日，湖南省住建厅印发《湖南省住房和城乡建设厅关于促进全省房地产市场平稳健康发展的意见》，明确规定将从政府回购普通商品房用作保障房源、异地购房者可申请公积金贷款以及住宅产业化建设项目资本金监管减半等五方面促进湖南省房地产市场平稳健康发展。　　就在“湘五条”出台的3天前，福建省率先发布“闽八条”――《福建省住房和城乡建设厅关于促进房地产市场平稳健康发展的若干意见》，限购、限贷全面放松，成为首个省级救市政策。　　《中国证券报》撰文指出，今年这轮房地产降温的形态，相比2006年、2008年和2011年的三轮楼市降温，存在不同之处。　　首先，并无严厉调控政策。2013年出台的“国五条”并不严厉，且地方政府没有严格落实。　　其次，经济并无快速下滑。2008年在国际金融危机的冲击下，国内经济增幅急速下滑，2009年一季度回落至6.1%，2011年下半年亦出现明显回落。而今年上半年GDP增幅为7.4%，虽略有下滑，但自2012年我国经济已开始低位盘整，谈不上急跌。　　第三，住宅库存压力持续增长。虽然一线城市和部分二线城市的住宅库存过去两年有所减少，但全国600多个城市中的大部分，自2011年住宅库存就一直增长，这在之前是没出现过的。住宅供应阶段性过剩，开始成为一个整体性的问题，本轮去库存周期也将会拉得比较长。　　而土地市场最近也出现了流拍现象。据《人民日报》报道，今年二季度，我国300个城市土地成交面积同比减少29%，土地出让金收入同比下降15%；7月，300个城市的土地成交面积同比减少44%，土地出让金收入同比下降49%。杭州、贵阳等多个二三线城市都出现了土地流拍。　　长久以来，土地出让金都是政府偿债的主要途径。“今年大规模地方政府债偿还在即，地方政府肯定有限购松绑的冲动。”中国社会科学院城市与竞争力研究中心研究员、宁波大学教授张慧芳认为。　　一方面是楼市库存“压力山大”，一方面是土地财政吃紧与还债压力陡增叠加，地方政府松绑楼市成了必然选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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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今年3月5日，李克强总理在人民大会堂作政府工作报告时明确指出，针对不同城市情况分类调控，增加中小套型商品房和共有产权住房供应，抑制投机投资性需求，促进房地产市场持续健康发展。　　随后，住建部副部长仇保兴如是诠释“分类调控”：“调控房地产市场就像治大国，必须像烹小鲜一样对待。能局部调的，就不要整体调，调节的手段对整体影响越小越好。能够用经济手段调的，就不要用行政手段调，行政手段越少越好。能够由城市政府调的，就不要由中央政府代替。”　　无疑，这就将是否放松限购的决定权交给了地方政府。近两个月涌现的“松限”潮，似乎可以看做是对这一调控思路的实践。　　但不能否认的是，带有明显行政手段色彩的限购措施，在亮相之日便成为“政府之手干预经济”的实例，退出之时却又被视作“政府救市”的印证。　　新华社就此发表评论认为，“限购令”进退两难，无疑是一种警示：在提高国家治理能力现代化水平进程中，要学会把握好政府与市场的关系，更多运用经济、法律等手段处理问题，应对风险。　　一些地方政府放松限购的“救市”之举，依然是在用行政手段调控市场，只是从过去的打压变为现在的扶持，背离了“使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决定性作用”的改革精神。　　国家提出建立城乡一体的建设用地市场、不动产登记制度背景下的房地产税费改革等系列改革举措，其目的，就是通过长效、可持续性、稳定有效的市场和经济手段使房地产市场回归以自住需求为主，逐步让限购等行政化手段退出市场。　　事实上，也就是两三年时间里，我国的楼市限购令就已基本走完了一个周期，作为大规模干预市场的行政手段，限购一直非议不断。但这一阶段，也是一堂难得的市场经济公开课。市场自有其逻辑，它受困于管制，受累于行政调控，惟有供求关系才能够决定它的未来。　　著名财经评论家叶檀曾感慨：“限购政策越有用，就越让人担心，因为管理者很可能食髓知味，因此放弃市场化的努力，放弃政策的全盘调整，以粗暴的限购令取代对货币、对人力、对税收政策的深刻反思和改革。”令人欣慰的是，中央当前对于楼市的调控强调了更多运用经济、法律等手段处理问题，应对风险，这更需要一些地方政府尽快转变思路与手段。　　同时需注意的是，尽管业内和官方普遍认为松绑限购不会带来房地产市场的全面反弹，但是，我们不能等到房价大幅反弹再采取措施急忙应对，而应该未雨绸缪，建立房地产市场调控的常态化、长效的调控机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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