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本第三届安倍内阁25日正式开始运作。据日本共同社24日、25日实施的全国电话舆论调查结果显示，安倍内阁支持率为53.5%，比12月15日和16日调查时上升了6.6个百分点。不支持率为34.9%，下降10.4个百分点。　　在24日夜举行的首次内阁会议上，安倍内阁通过了内阁基本方针。据日本NHK电视台25日报道，该方针称为重新建立“自豪的日本”，内阁将尽全力推进加快振兴经济、创造地方活力、重新确立外交和安保等7个项目的政策。　　日本《东京新闻》评论说，明年日本安保政策将有大变动。安倍政府在今年7月的内阁会议上已通过解禁集体自卫权，为让其能够实施，新内阁要在下一届国会上提出相关法制并让其通过。在共同社的调查中，对于政府计划向国会提交包括解禁集体自卫权在内的安保相关法案一事，54.3%的受访者认为“应该多花些时间”。　　《东京新闻》说，新上任的防卫大臣中谷元是原日本防卫厅长官，在执政党关于解禁集体自卫权的磋商中曾发挥过核心作用，是为推进安倍的安保政策而奔走的人。　　“中国希望日本继续走和平发展道路”，英国路透社25日称，这是中国首次对中谷元出任日本新内阁防卫大臣做出直接回应。中国国防部发言人杨宇军在例行记者会上说，“我们认为，不论是谁出任日本防务部门的领导人，日方都应坚持走和平发展道路，都应认真落实中日四点原则共识，为推动双边关系的改善发展作出努力”。法新社评论说，中国敦促日本新防长坚持和平。路透社说，中谷元曾在日本自卫队服役数年，认为日本在袭击迫近的时候应该拥有先发制人打击敌方基地的能力。他的入阁可能惹恼中国。　　日本福井县立大学终身教授凌星光25日对《环球时报》记者说，安倍新内阁在防卫问题上面临诸多棘手问题，特别是与联合执政的公明党谋求妥协点是个大问题。因此，安倍起用与公明党还能说上话的中谷来应对难关。中谷元原本属于鸽派政治家，今年初他曾说，要将“在东北亚建立包括中国在内的集体安全保障体制当作自己毕生的事业”。但为了积累政绩，中谷近来鹰派发言较多，作为安倍内阁大臣势必为其鹰派防卫政策效劳。他如何处理自己理念和现实任务的矛盾值得密切关注。　　据共同社报道，日本防卫省统合幕僚监部(相当于总参谋部)25日发布消息称，发现中国海军的驱逐舰等4艘舰船当天凌晨2点左右穿过宗谷海峡向西航行。该海峡为国际海峡，外国舰艇航行在国际法上没有问题。这是继去年7月以来再次发现中国海军舰艇穿过该海峡。报道称，由于中国在日本周边海域活动趋于频繁，防卫省正在加强警戒。(环球时报驻日本特约记者 李珍 记者 郭芳)

　　随着作风建设的不断深入，各级坚持从领导机关做起，从领导干部严起，向特殊化和不正当福利“开刀”，该取消的坚决取消，该禁止的坚决禁止，优良作风逐渐回归，部队上下正气充盈，群众叫好，官兵称快。　　然而，也有少数单位把好经念歪了，不分情况、不管岗位，对取消有关福利特别是基层官兵福利简单化、绝对化、一刀切，“上面害病，基层吃药”。比如，有的战备值班夜餐费、公差勤务误餐费、执行任务交通费等停发，特殊岗位、危险作业、野外施工等各类补贴不发，比武竞赛、科研创新等物质奖励取消；有的官兵家庭受灾、亲属重病等困难救济不给了，干部转业、老兵退伍、走访慰问等花钱不多的纪念品不送了；有的连营房宿舍修缮、基本设施配备、营院绿化美化等改善官兵工作生活环境的事情也不办了；有的把公务用车限得过死，官兵休假、家属探亲，尽管营区偏僻、交通不便，也不接不送，等等。　　这些做法是对作风建设的曲解。如果干多干少、干好干坏一个样，官兵的内动力和荣誉感从哪里来？如果该解决的困难不解决、该送的温暖不送，官兵的归属感、认同感到哪里找？导致这种现象的原因，一是认识上有偏差，把关心官兵生活、维护官兵正当利益，混淆于搞不正之风；二是怕担责任风险，认为多一事不如少一事；三是政策规定考虑特殊性不够，细则也不明确，实际操作中不好把握。　　马克思认为，思想一旦离开利益，就一定会使自己出丑。应当说，追求理想信念与关注物质利益都是官兵的正常需求，解决思想问题与解决实际问题都是政治工作的重要责任，精神奖励与物质奖励都是调动积极性的必要手段。一位参加过国庆35周年大阅兵的老兵，几十年来一直珍藏着当年部队发的纪念皮箱，经常拿出来看一看，回忆激情燃烧的岁月，心中始终充满光荣和自豪。因此，无论思想政治工作还是部队管理，都应当高度重视维护官兵利益在引导激励官兵、提升部队战斗力中的重要作用。　　其实，正当的福利发放与改作风、反特权并不矛盾，它同样是一项暖人心、稳人心、得人心的工作。当然，发放福利必须合情合理合法，坚持适度原则，贯彻节俭方针，体现组织温暖，多向作战部队、基层单位、偏远艰苦地区和家庭困难官兵倾斜，多做雪中送炭的好事实事。要坚持公开公正透明，发给谁、发什么、发多少，全程公示、接受监督，不搞暗箱操作，不搞双重标准，不搞“倒服务”。还要健全细化相关政策制度规定，明确政策界限，既使广大官兵的合法权益得到充分有力保障，又不给不正之风可乘之机。　　元旦春节将至，按照中办国办通知要求，我们一方面要严格执行廉洁从政各项规定，不得以任何名义年终突击花钱和滥发津贴、补贴、奖金和实物，坚决杜绝“节日腐败”；另一方面要扎实做好关心群众特别是困难群众生活工作，“保障干部职工按规定享有的正常福利待遇”，让官兵过一个温暖欢乐的节日。

　　指令：“ARJ21-700，西安咸阳―成都双流”。“飞机”开始慢慢启动。外景一瞬间变成了西安，窗外的跑道、停机坪、候机楼一一呈现。慢慢滑动、加速、起飞，整个机身向上倾斜，十几分钟后“飞机”平稳飞行，突然仪表显示座舱内气压偏低，状态已影响“乘客”舒适感觉。飞行员发现问题后，沉着应付，准确调节相关设置，十秒钟之后，数据显示正常……经过1小时25分钟“飞行”，“飞机”缓缓降落在“成都双流机场”。　　这一幕发生在中国商飞客服中心ARJ21新支线飞机模拟机训练现场。过程中的每一个动态，都在飞行训练部部长王震威的脑中不停回放。这台模拟机里的每一个数据都是他带领团队一个个“抠出来”的。　　“民用飞机的飞行员没有一个不是通过飞行模拟机训练出来的。要搞好国产大飞机，必须自己研制模拟机的数据包。”第一架国产支线飞机交付在即，对王震威来说，这只是一个新的起点。　　年逾六旬的张方平是中国商飞返聘的老专家。他至今还记得2009年他与前同事、忘年交王震威的那通电话。“他看到报纸说中国商飞正招人，来问问我的想法。我直截了当地说，这里的待遇远比不上东航，条件也很艰苦，你想清楚。”　　“我不怕苦，就想做有挑战的事。”这是当初王震威的回答。一席话说得老张热血沸腾，他深知，国产大飞机对中国民航人来说，是梦想、是挑战，也是一种难言的责任。　　王震威就这么辞掉东航的稳定高薪工作，到了商飞客服中心。“以前在东航我也是做飞行培训的，教材都是波音空客给的，完全要被他们牵着鼻子走，他们改动什么，我们就要改，几乎完全照搬。有时候我们提出一些新想法，外方也不采纳，总是一句‘你们按照我们教的做就行了’。”　　　　飞行训练对中国大飞机研制是空白点，王震威想从无到有创造一个C字打头（中国商飞的简称COMAC）的训练体系，“野心”不小。那段时间，他如饥似渴地吸收各方面知识，研究中国人心理结构、身体素质，琢磨什么样的训练方式是适合中国人的。“这个门类比较小，国家也没有专门的院校、专业做这些研究，只能靠我们自己琢磨。”　　老张笑称，王震威工作起来有点“走火入魔”，时间长了，引发了家庭矛盾。“这家伙可不是书呆子，很懂沟通艺术，他不跟老婆正面对抗，而是买了好多菜谱学习，有空了就做菜给家人吃，这一招还挺管用。”　　搭建一个飞行训练全新体系，是系统工程，非一日之功。其中最关键点是开发模拟机的数据包。　　数据包，是一个飞机厂家的核心知识产权，飞机的所有数据、秘密、专利都在里面，“看上去就是一张光盘，里面有很多软件方程，波音787的数据包近800多万美元，像空客320这种成熟机型也要120万欧元。作为主制造商，如果不具备这个能力，就是把市场、知识产权拱手让给国外厂商。”　　模拟机，别小看模拟二字，从操纵程度上来说，它就是一台“陆地上的飞机”，其设计与研制的难度几乎与真实飞机相差无几。当初，ARJ21的模拟机从供应商加拿大CAE公司买过来后，首席试飞员赵鹏驾驶了模拟机却说，怎么都不像我们自己的飞机，操作杆的感觉，起飞、着陆、爬升、转弯的加速度等都跟驾驶ARJ的感受不一样。“我们就是要用自己的数据包，为模拟机注入灵魂。”　　这是一个痛苦而漫长的攻关过程。“刚开始凭猜测，想方设法了解外方的数据包，但拿不到任何材料，后来通过国际上一些组织、协会以及聘请海外专家，一点一滴研究，从几份文件开始慢慢摸索，越摸索越难。直到我们有了试飞数据，才慢慢了解数据包是怎么一回事。”　　飞行训练部设备维护室的邬大鹏，至今仍清晰记得王震威带领他们在西安阎良试飞现场采集数据的经历。1000多架次的任务单堆起来近一人高，包含的试飞测试点一万多个，“王部长带着我们一起仔细分析每一个架次的构型状态、气象条件、试飞科目，与模拟机试飞的测试点逐条比对，筛选出技术状态吻合的科目，再从试飞院测试所提取数据深入分析。”最终，团队累计获得2000多个测试点，安全、圆满地完成了所有模拟机试飞数据获取。　　模拟机从与外方开始数据协调到结合ARJ21飞机试飞计划数据加载，直至最后投入训练使用，共经历5年时间。目前，我国第一架国产支线飞机ARJ21即将投入成都航空商业运行，每一位成都航空的ARJ21机型飞行员已陆续到模拟机上进行专业培训。　　　　客服中心的不少员工跟王震威初次接触，都会说，“这个领导蛮严肃的，有点怕”，但相处长了就觉得他心里“有团火，热乎乎的”。　　吴朝在北京航空航天大学读博士时，参加了与中国商飞的校企合作科研项目。“那时我就认识王部长了，我们也经常探讨课题，他当时给我的印象是思维严谨、做事踏实。”后来，也时常听到师兄师姐评价说，“这个人有想法、有能力、有担当。”　　于是，2013年底，还没等商飞去学校招聘，吴朝就主动联系王震威，“别的部门我都不去，就来跟你干数据包的研究。”当时他是很多企业竞相招纳的人才。　　樊越强之前在IBM从事软件开发，刚到商飞非常不适应。“自己对航空知识了解不多，过去的经验又感觉没有用武之地，怀疑自己来商飞是不是来错了。”　　王震威看出了年轻人的迷茫，鼓励他在计算机辅助教学这个新领域钻研。“王部长经常说，要把个人的能力和兴趣结合在一起，在中国商飞这个大平台上发挥聪明才智。我在商飞的经历就是验证了这句话。”　　航空公司在机型训练方面的计算机辅助教学都是找制造厂家买的，或者委托第三方开发。在王震威的开导和帮助下，樊越强找到了在中国商飞工作的重心，他们一起申请了基于互联网的计算机辅助教学课题项目，今年下半年完成了ARJ21-700的飞行理论计算机辅助教学所有的自行开发。　　“他会在细微当中关心别人，不会用嘴巴说，全部是在行动中。王部长私下会把他之前的一些经验，包括空客和波音的计算机辅助教学以往的资料和我分享，然后在技术上一起探讨。找到了舞台，现在觉得越干越有劲。” （本报记者 叶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