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月26日，刚刚赴港上市的万达商业地产（3699.HK）股价一反此前平稳态势，呈现高开高走，截至收盘时收于每股49.05港元，股价大涨5.14%，创出上市以来最大单日涨幅。　　诱使公司股价大涨的原因，是当日高盛、汇丰、花旗和德意志等多家国际投行发布看多报告，各家投行均在报告中纷纷给出“增持”和“买入”评级，这其中，高盛给出的最高目标价为73.8港元/股，而德意志、汇丰和花旗等投行给出的目标价位分别为65港元、66港元和68港元。高盛在报告中认为，万达商业地产专注于创新产品、优化租户组合、建立O2O平台等举措，将使其区别于其他地产商，因此预期万达商业地产在2014年到2016年期间每股基本盈利的年均复合增长率可达35%，领先于同行业。　　而花旗银行在报告中同样认为，万达商业地产的模式是区别于同行业的。在花旗看来，万达商业地产的模式是建立在中国城市化浪潮基础上的服务消费平台提供商，未来具有极大的增长潜力，其目前已经覆盖了全国111个城市，而预计在2016年万达商业地产将成为全球最大的物业持有地产商。　　根据1月17日万达集团公布的数据显示，2014年全年万达商业地产合同收入1827.3亿元，同比增长25.7%；其中房地产合同收入1601.5亿元，完成年计划的101%，同比增长26.8%。　　截止到2014年底，万达商业地产旗下新增持有物业面积452.7万平方米，累计持有物业面积达到了2156.6万平方米，距离全球最大的自持物业地产商美国西蒙地产只有一步之遥，而按照万达商业地产目前的开工面积计算，预计在2015年底万达商业地产就有可能超过西蒙地产，跃居成为全球最大的自持物业地产商。　　在各家投行的研究报告当中，都注意到了万达商业地产上市后的一系列资本运作，特别是在1月14日万达商业地产和几家金融公司合作启动的轻资产运营模式，突破了传统商业地产上的重资产模式，同时也破除了掣肘万达商业地产高速增长的资金供应问题。　　在地产行业分析师看来，这一创新的商业模式可以减少万达商业地产的资金压力，降低企业的负债，同时还能大幅提升企业的净利润率和净资产收益率。　　“轻资产模型进一步优化资产负债表，盈利增长前景更加清晰。”花旗银行在报告中认为。　　除此之外，万达商业地产在电商业务上的拓展也引起了各家投行的关注，在今年的1月17日，万达集团将电商业务和文化、旅游、金融等业务并列成为万达集团第四次转型后的支柱行业。　　而随着万达集团在成都建设的云计算中心即将竣工，以及去在全国103个万达广场的WIFI基础设施改造完成，再加上刚刚完成收购的快钱支付系统，万达集团根植于万达商业地产平台之上构筑的一个完整线下消费生态圈已见雏形。　　花旗银行在报告中特别强调，万达商业地产之所以区别于传统商业地产商，就是其“基于其‘体验式’消费基础上构筑了清晰的O2O战略。”

　　近日，伴随着北京两会的召开，有关各个领域的提案接踵而来。此次北京市政协港澳台侨工作顾问、北京市政府专家顾问毛大庆做客新华网《新华有约》栏目，带来了他的九项两会提案。　　当选了多年北京市政协委员的毛大庆，每一年都在不断地调研和观察之后，提出自己对北京现存问题的意见以及解决之途。他坦言：“多年的提案经历，有的被采纳，有的我会反复提案，但每一年我都会仔细观察工作中或者在调研中出现的问题，这些都是我明年提案的重点。”　　对于今年的提案，毛大庆将之总结为：从养老服务的进一步落地到中小企业创新能够拥有更加自如的空间，再到从事建设方式深度的转型，和城市的动态治理，这些内容看起来各自独立，但实际上相互之间有很深的关联。出发点是使得北京这个文明古都更加的国际化，更加向着世界城市发展，告别原来粗放、单一、简单、低效的运作方式，向着精细化、人性化、多元化、知识化，以创新为主导的城市变革。简而言之这九项提案是有关城市进步的话题。　　　　毛大庆在此次北京两会的提案与以往不同，更加侧重于在社会调研过程中问题最突出的方面。这九项提案之中，有一个问题比较重要，就是社区医疗和民办养老机构的结合问题。因为没有医疗机构的支持，养老社区是无法建设成功的。因此“医养结合”势在必行，毛大庆在走访养老机构的时候，发现目前养老机构存在的问题是年龄偏大。那么怎样建立老人的医疗档案，怎样设立有效的医疗支持变得尤为重要。　　很多医疗设施在北京数量很多，但利用率极低，这些医疗网点并没有起到对三甲医院压力的舒缓；此外，养老机构又认为自身很难找到与之相配合的医疗机构。所以毛大庆认为两者应该有机结合，具体而言政府应该引导、鼓励开发商或其他机构在做养老地产时做更广的范围和更多的拓展，承接更多的医疗网点，根据不同的情况分类收费。由养老机构来运营社区医疗，既可以找到好的医生，百姓的就医问题也得到了相应的解决。　　　　毛大庆的九项提案中，在养老问题上提到了借鉴日本的经验，在动态治理社会治理上提到借鉴新加坡的发展经验，在建设环首都经济圈上提到借鉴英国的经验。 对此，他表示：从城市管理和社会治理两个方面而言，比我们先进的国家都走过与我们今天发展相关的历程，也遇到过和我们相关的问题。无论是环境问题或是交通问题亦或是城市布局问题、精细化管理问题等等，都有过很多案例。这些城市与北京当然存在着国情、文化等方面的差异，但确实存在许多共性。因此在技术手段、管理方式、制度设计上，与其我们闭门造车，不如去广泛的借鉴一些国际都市成功的经验。

　　随着我国经济进入新常态，备受关注的房地产行业也随之呈现新态势：高利润时代渐入尾声，房企纷纷潜心投入运营、资本、产品及服务等全方位综合实力的锻造。同时，“保障房与商品房并重”也日渐成为房企的开发常态。　　“2007年后，国家对保障房建设曾加大力度，特别是“十二五”期间提出3600万套建设目标，现在看来“十二五”前四年全国已开工各类保障性住房或棚户区改造项目3200万套，基本建成了2000万套，今年计划开工700万套，基本建成480万套。”在近日举办的企业社会责任研讨会暨《中信地产社会责任报告（2011-2013年）》发布会上，中国房地产协会名誉副会长朱中一说，并做了《新常态下保障房计划的实现形式和参与保障房建设的企业责任》主题演讲。　　他指出，近些年“社会责任”这一概念渐被国企、央企所接受，不少央企还做了社会责任报告。“已经参与保障房建设的企业，一定要积极落实对政府的承诺，让保障房老百姓得到实惠。”　　早在十八大以前，朱中一在给国务院领导做的形势汇报里指出，“保障房的建设，有的政府资金是不到位的，不少保障房建在比较偏僻的地方，如果配套不到位怎么让老百姓住。”此提议很快得到部委的积极反馈，追加了保障性住房配套设施的资金。　　“我为什么说保障房的责任是政府的，如果政府给的地很偏，但当时的资金光考虑建房资金没有考虑配套的资金，那你叫企业配套肯定很难配套，因为企业肯定要有一定的盈利，尽管保障房保本盈利还是要的，让企业搞赔本买卖还是不太现实的，所以政府责任该落实的要落实。”　　对于新常态下的保障房情况，朱中一也提出自己的看法：“目前情况下，由于整个市场供求关系发生了很大的变化。另外随着前几年保障性安居工程大规模的推进，保障房供不应求的局面大大缓解，加上一些地方商品房市场供明显大于求，政府最近提出加快和培育发展住房的租赁市场，所以我自己感觉到，今后起码“十三五”保障性住房计划的提出肯定是由下而上提出，而且是量力而行的。”　　此外，他建议道，“保障房的实现形式要逐步地从实物保障为主向建设和租赁、补贴并举转化，补‘砖头’和补‘人头’结合，扩大保障房家庭在市场上购买和租赁比例，政府通过租金补贴来实现保障，就是保障房形式也有所校正。”（记者 唐群）

　　在讨薪时，证据不足往往让农民工吃亏。刘安财律师建议，农民工应注意保留相关证据。　　虽然许多雇用农民工的单位并不与其签订合同，但例如工作证、考勤表等可以证明自己与用工单位之间存在事实劳动关系的物品，都可以作为证据。　　有些农民工讨薪，甚至都不清楚负责人是谁。有些负责人用假名字，给农民工维权造成很大困扰。这些基本情况，也是农民工在平时应该了解的。　　农民工在平时还应注意保留与工资相关的证据。纸质证据一定要注意留存。如果是口头协议，最好能录音作为证据保留。　　另外，无论是领薪还是讨薪都要注意时效性。如果用工方不能及时支付工资，农民工应要求用工方立下欠条等证据。要注意欠条的规范，最好在欠条中注明欠款为工资，方便进行劳动仲裁。用工方拖欠工资的行为如果未在两年内进行投诉，监察部门将不再受理。所以农民工遇到欠薪问题一定要及时投诉，避免错过投诉时效。　　本报记者 李庆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