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洪光《历史上的南京之战》地图册封面　　《铁血红安》在央视热播反响空前，其实历史上最铁血的地方莫过于古城南京：发生战事100多次，至少六次遭遇屠城！比发生战事第二的洛阳70多次和西安50多次均高得多。近日，南京军区原副司令员王洪光中将，撰写出版新著《历史上的南京之战》，以一位作战指挥员、军事专家和南京人的视角，结合历史、地理、战略、战术、反思、正视的剖析全新解读南京建城后的27次重要战争，让人们耳目一新，犹如读一部兵事小说，又似读一部诸葛兵书，叫人欲罢不能。　　　　金陵建城两千载，兵戎兵事上百战。现已退休的王洪光将军，仍不忘关注国家军事国防建设，对军事战略、全球军情进行研判思考，发表文章分析敌我态势，传递国防文化正能量，特别是挤出时间把自己几十年对南京军事历史的研究和掌握进行系统总结。　　王洪光研究南京军史缘于他成长于南京，与南京有不解之缘。据介绍，王洪光除在京工作20余年，曾在南京生活和工作了近40年，是南京社会巨变的见证人，南京的各种文化特别是军事文化熏陶让他深爱着这座城市，作为一位作战指挥员、军事专家、武器专家，他以此书作为献给解放南京、建设南京、情系南京的父亲王建青及父辈们的献礼，同时也献给第二故乡南京和南京的老乡。　　王洪光的父亲王建青在解放战争时任华野26军77师师长，曾亲自率领部队参加了解放南京的战役，并于上世纪60年代以南京军区工程兵政委的身份率领工程兵部队参加南京长江大桥的建设，还在去世后遵照遗愿把骨灰洒在大桥下面，与建桥牺牲的战友一起守卫大桥。　　参军以后，王洪光所在部队就在南京远郊，70年代响应毛主席“徒步拉练好”的号召，除了“坦克履带行军”就是两只脚板走遍南京周边战役防区；1969年夏天，王洪光还作为坦克驾驶员驾驶坦克通过南京长江大桥接受许世友司令员的检阅，并纵贯南京城南北，经过了他的母校南京十中和一中门口。　　王洪光的父母和姐姐兄弟8人全都当过兵，作为一个职业军人，他没有忘记自己对南京的感情，看到解读南京的各种书籍很多，于是发挥自己的长处，从军事和战争的角度来解读南京。　　　　了解南京这样一座城市，读历史、读文化离不开战争，不管是诗词歌赋还是各种文化传承，南京作为兵家必争之地，“六朝古都、十朝都会”的历史是十分沉重的，仅清朝之前就发生战事106次，比第二的洛阳70次和第三的西安52次都高得多。　　王洪光解读南京，不再是“后主”当朝，而是血性风骨，显示出霸主的叱咤风云，战将的所向无敌，统帅的运筹帷幄。从吴大帝孙权到东晋重臣王导、谢安；从梁武帝萧衍，南陈一代英主陈霸先，到隋文帝杨坚和宋太祖赵匡胤；从抗金英雄韩世忠和金军统帅金兀术，到明太祖朱元璋、明太宗朱棣，抗清英雄郑成功；从太平天国洪秀全、李秀成，到清朝名将曾国藩、曾国荃；从国民党的蒋介石和李宗仁，高级将领何应钦、白崇禧、程潜，到无产阶级革命家陈毅、粟裕等历史上充满血性的顶天立地人物都跃然纸上，汇成了南京城波澜壮阔的战争画卷，书写了城市攻防战略战术的军事篇章。　　书中选取的27次重要战事，都影响深远。从南京史上首战、决定吴国生死存亡的晋灭吴之战开篇，一改以往兵书中胜方攻方的浓墨思维，特别从守方分析反思，突出长江防线的重要，揭示出“东吴为何能再撑16年、如何失去水上优势、如何敢向魏晋反攻、如何不战而降”等缘由，从东吴亡国之殇中认识战争启迪战争。每一场战争胜负决定因素很多，除了谋略指挥之外，就是天时地利人和。王洪光不仅阐述了战争胜利的本钱，更对战争失败的原因深刻分析反思，从正反两个方面全面解读一场战争。　　其他战争，还包括：东晋平定王敦、苏峻、桓玄之乱，卢循进袭建康之战，南朝刘宋政权内乱、萧衍灭齐之战、侯景之乱，北齐南梁建康攻守战，隋灭陈建康之战，北宋灭南唐金陵之战，南宋抗金黄天荡之战，陈友谅、朱元璋应天攻防战，靖难之役南京攻守战，南京抗倭之战，郑成功兵败江宁，英军攻打南京，太平军攻占江宁城、保卫天京、天京陷落，同盟会江浙联军攻克南京，江苏讨袁军南京保卫战，北伐军光复南京，龙潭战役，国民政府南京保卫战，新四军南京周边抗日活动，人民解放军解放南京。人民解放军解放南京作为南京战事的收官之战，主城没有经历激烈的战斗，过程却极其复杂曲折，王洪光从攻守双方的战略态势，战役部署、作战准备、战役实施方面的解读亮给人们又一种解放南京。　　正如作者所称，既写“王

        　　编者按：韦拔群1894年出生于河池市东兰县武篆镇东里村的一个壮族家庭。他参与领导百色起义，创建了红七军和右江革命根据地，是早年为党为国捐躯的人民军队杰出将领。2009年，韦拔群被评为“为新中国成立作出突出贡献的英雄模范”。今年是韦拔群诞辰120周年。　　　　韦拔群，这位在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叱咤风云的革命将领，开创了惊天地泣鬼神的伟绩。对于他，人民共和国一直没有忘记。特别是中华人民共和国的第一代、第二代国家领导人毛泽东、周恩来、邓小平，一直对韦拔群念念不忘，予以了深切的怀念和极高的评价。　　1934年1月，中华苏维埃共和国第二次代表大会在江西瑞金召开，毛泽东主席在会上提议为韦拔群、恽代英、蔡和森、邓中夏、陈原道等同志的牺牲致衷，静默三分钟。　　新中国成立后，毛泽东一直非常怀念韦拔群烈士，他几乎每次见到广西人，都要深切地谈起韦拔群，称赞韦拔群道：“读了半本马列主义，红了半个中国。”1955年，覃应机与张云逸和谢扶民等到广州见毛泽东，毛泽东深情地对他们说：“韦拔群是广州农讲所最好的学生！”1956年8月，广西民委副主任黄举平率广西少数民族参观团到北京等地参观，毛泽东在怀仁堂接见参观团一行时握着黄举平团长的手问：“你是哪里人？”黄举平回答：“我是东兰县的。”毛主席又问：“东兰出了个韦拔群！”黄举平点头回答：“是的。我们都称他为拔哥，他在右江地区威望很高，各族人民对他的印象很深！”毛主席深有感慨地说：“是啊，群众对他很爱戴，可惜他牺牲了！”　　　　邓小平曾为百色起义领导人、中国工农红军高级将领韦拔群题词：“韦拔群同志以他的一生献给了党和人民的事业，最后献出了他的生命。他不愧为是无产阶级和劳动人民的英雄，他不愧是名符其实的人民群众的领袖，他不愧是一个模范的共产党员！”　　1929年12月，韦拔群参与领导百色起义，建立右江苏区，任右江苏维埃政府委员、中国工农红军第7军第3纵队司令员。正当右江苏区和新生的红色政权不断巩固之时，红7军奉命开赴中央苏区。1930年10月，红7军集中在广西河池整编，把原来的3个纵队改编为3个师，韦拔群任第21师师长，率部留守右江苏区。他坚决服从党的决定，并把第21师1000多名精壮官兵补充到即将远征的两个主力师，表现出以全局利益为重的崇高品质。　　　　在为缔造共和国而英勇献身的众多革命先烈中，有一位杰出的壮族革命领导人－－韦拔群。他是广西农民运动的先驱、中国工农红军第七军和广西右江革命根据地的领导者之一。他领导农民闹革命，把自己的一生献给了党和人民的解放事业，群众亲切地称他为“拔哥”。　　1932年，桂系军阀对革命根据地进行了空前残酷的反革命大“围剿”，敌人实行杀光、烧光、抢光、掳光和铲光的“血洗政策”。为了隔离红军与群众的联系，敌人不许群众带一粒粮食和一根火柴上山，妄图饿死、冻死红军。敌人挨村“搜剿”，见草用火烧，见水就放毒，见与红军联系的人就杀。在这些艰苦的岁月里，韦拔群的革命意志丝毫没有动摇，他带领队伍转战在丛林中，与战士群众同甘共苦。没有粮食，他们就以野菜充饥；没有房子，他们就以岩洞栖身；冬天寒冷，他们就以围火过冬。　　　　韦拔群牺牲后，叛徒把韦拔群的头颅送给廖磊。国民党反动派把韦拔群的头颅放在一个玻璃金鱼缸内，用防腐药水泡着，然后相继在东兰、百色、南宁、柳州、梧州等地“示众”。韦拔群头颅在梧州大较场“示众”三天后便不知去向。　　1950年，中共广西省委和省人民政府，为了寻找韦拔群烈士的头颅下落，曾指示有关部门进行深入调查。梧州市文化局根据上级的通知，组织人力，进行了广泛的宣传和仔细查访工作。为了获得线索，他们还查阅了大量史料，召开了文史工作者和老工人座谈会。由此初步获得了线索，证实了国民党时期编写的《东兰痛史》中的记载“韦拔群的头颅最后转到梧州，埋于梧州之公园”这一确凿事实。但梧州中山公园范围这么大，到底埋于何处，依然是个谜。

　　编者按：《世纪风采》发表文章《刘伯承惜才重才的故事》。文中记述为了办好军事学院，刘伯承胸怀宽广，不拘一格选人才，摘编如下。　　1951年1月15日，中国人民解放军军事学院在南京正式成立，刘伯承任院长兼政委。这是全军第一个包括各军兵种的规模最大的高级军事学府。要办好军事学院，需要一大批专家、教师和翻译人员。为了办好军事学院，刘伯承胸怀宽广，不拘一格选人才。　　以刘伯承为核心的军事学院党委，积极派人到北京、南京、上海、重庆等地“访贤”和“招贤”。不久，10多个教授会和翻译室及俄文训练班成立了。20多位苏联军事专家请来了。一批年轻的文化教员也请来了。　　尽管如此，军事学院成立之初的教员配备还是比较缺乏。虽然从华东军政大学选留了一部分教员，后又从机关和地方大专院校招聘一定数量的知识分子任教员，但仍不能满足教学的需要。刘伯承以他独有的胆略和气魄，唯才是举，从起义投诚和解放过来的原国民党军官中，先后筛选启用了600多名旧军官担任军事教员。这些人有的在原国民党国防部任过职，有的在国民党陆军大学执过教，有的担任过国民党军队的高级将官。　　开始，一些学员对这些旧军官出身的教员很不服气，思想怎么也转不过弯来，有的干脆说：“手下败将来教打胜仗的，老子不听那一套。”为了做通这些同志的思想工作，刘伯承一面语重心长地对这些学员说：“‘旧军官’是他们的过去。现在，他们改变了立场，为我军服务，就是我们的老师。他们教授的是军事科学，要尊重科学技术，尊重知识分子，不要骄傲，要团结合作，协助他们搞好教学工作。”同时，他也要求那些教员虚心向学员学习，帮助学员总结作战经验，勉励他们要在教学实践中达到师生教学相长，共同提高。后来，这些旧军官出身的教员，在我军军事理论教学中发挥了很好的作用，为新中国的国防现代化建设做出了贡献。　　廖耀湘就是其中一个突出例子。一天，刘伯承指名要把正在接受改造的廖耀湘请来讲课。廖耀湘，湖南新邵县人，既是一位抗日名将，又是解放战争中的俘虏。廖耀湘来到军事学院，没想到迎接他的竟是战功显赫、名扬中外的常胜将军刘伯承院长。刘伯承开门见山地说：“这次，请你来当我们的老师，主要讲三个方面的问题：一是讲讲你在缅甸抗日取得一定成绩的‘小部队战术’、‘森林作战法’及‘城镇村落战斗’；二是讲讲你对辽沈战役的体会，实事求是，作战中，双方的优缺点都可以讲；三是讲讲你对我军建设的建议。”面对这位名震中外的常胜将军，廖耀湘有些诚惶诚恐地说：“刘院长，我恐怕讲不好啊。”　　刘伯承挥了一下手，说：“放心讲吧，这三方面的问题，只有你能讲，我们只能当你的学生。”廖耀湘走上讲台，额上沁出少许汗水。讲着讲着，廖耀湘仿佛又到了缅甸、来到野人山、来到缅北战场。讲台上的廖耀湘把军事理论与实战典范有机结合起来分析，讲得深入浅出、出神入化；台下的将军们听得津津有味，如饮甘露。一堂课讲完，教室里响起热烈的掌声。刘伯承鼓着掌，来到讲台，紧紧握着廖耀湘的手，说：“廖将军，你的课讲得真生动。”　　在另一次讲课中，廖耀湘的调子比较低沉，那是讲他升任国民党第九军团司令官后，在辽沈战役中，指挥的6个军、10余万人，被解放军全歼。他说：“当时，陈诚部署辽西会战，我曾对其部属蒋继志说过：‘锦州攻坚，凶多吉少，极为不智。但是，长官决定如此，其可奈何，只好舍身硬碰。’数日之后，新六军果然在黑山全军覆没。”傍晚，廖耀湘在幽静的校园散步。　　忽然，一个军人向他走来，行了一个军礼，说：“廖老师，我是参加黑山阻击战的一个团长。我有个问题，想要请教你。在黑山阻击战打得最激烈的时候，你们再鼓一把劲，就有可能攻下黑山，可以避免全军覆灭，为什么你们突然后退？”廖耀湘一语道破：“国民党的军心涣散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