截至7月27日，除青海外，全国有30个省市自治区公布了上半年经济统计数据。大多数省份GDP增速比去年同期出现下滑，但仍全部高于全国7.6%的水平。 　　在这30个省份里面，上半年GDP体量最大的仍然是广东省，其GDP为28465.92亿元；位列第二和第三的分别是江苏省和山东省，其GDP分别为27604亿元和25958.20亿元。这三省的GDP之和占全国总量的三分之一。与今年上半年全国经济运行形势一致，多数省份虽然总体平稳，但增速环比均呈放缓态势。北京、云南上半年经济增速比一季度环比回落0.2个百分点，河北省环比下降0.4个百分点。 　　记者注意到，已公布“半年报”的30个省份的经济增速均高于全国7.6%的水平。增幅位居榜首的是天津市，同比增长12.5%。贵州省的增速也为12.5%，与天津并列第一。其他增幅比较高的省份大多集中在中西部。其中，重庆和云南均实现了12.4%的增长，湖南、河南、江西、安徽、广西等15个省份增速均超过10%。 　　近些年，为追求政绩，地方政府虚报经济数据，干预统计调查，甚至数据“注水”等现象时有发生。武汉大学数理经济与数理金融系主任邹薇教授表示，除了数据有“掺水”嫌疑外，地方和中央数据差别也与统计方式有关。例如，一种产品可能在全国跨地区流动，一省的最终产品成为另一省的中间产品，就存在着重复计算，导致误差的出现。　据新华社

　　7月20日，南京公布《苏南现代化建设示范区南京市规划(征求意见稿)》，其中提出的设立“镇级市”，建立“跨界六城”的概念颇为引人瞩目。 　　“下放权力，给经济强镇放权，让其享受县级市的管理权限，提升发展自由度，是南京酝酿‘镇级市’的主要目的。进一步建造6大跨界新城镇，则是南京建设‘南京都市圈’的谋划，是南京在此轮发展中抢占制高点必走的一步。”一位南京城市规划专家昨日告诉记者。 　　新规划面向城市群体系 　　据了解，宁镇扬(南京、镇江、扬州)板块是南京都市圈的核心圈。此前，三地市领导已多次倡言将三地的区号统一为025。都市圈的同城效应，首先会在边界地区体现。南京此次提出，要建设一批“跨界”的临港新城、临空新城和产业新城，规划中的6个新市镇都来自不同区域的乡镇与街道“跨界”组合，如即将组建的“禄口、柘塘和博旺新城”乡镇，原属南京市江宁区、露水区与安徽马鞍山市。扩权融合后，将进一步释放这些小城镇的发展潜力。 　　“‘镇级市’规划的提出，是此次南京规划中，跨度最大的一笔。”上海社会科学院城市与人口发展研究所所长、研究员郁鸿胜说，“镇级市”规划，打破了行政区划疆界、在管理和规划上进行制度创新，能够实现在更大范围内科学配置要素资源等目标。“镇级市”规划的出台，也使南京不再仅是一座城市，而向一个拥有大城市，中、小城市组合而成的城市群体系发展。 　　着重区位打破行政区划 　　“‘镇级市’的出现，并非南京首创，而是在国家推行新型城镇化发展下迈进的一步。”郁鸿胜说，从南京、上海等中心城市的现状看，城市中的一些重点乡镇人口早已超过三四十万人，具备了设立市的要素，但现有配套管理机构、人员、资源却仍以乡镇配置，两方掣肘严重，提升管理等级日需迫切。 　　这一点，也是一众国内中心城市在转型发展布局中的共同课题。 　　实际上，在此次南京提出“镇级市”概念之前，早在2010年2月，浙江温州便已提出将乐清市柳市镇、瑞安市塘下镇等5个试点强镇建设成为镇级市。 　　上海市域城市群的概念，郁鸿胜等人也已研究近10年。如今虽未有规划明文确定，但上海的许多郊区新城，已纷纷提出规划建设长三角区域的节点和枢纽城市，城市功能跳出原有区划范围的单一城乡功能，形成一些大城市和中等城市的发展框架。 　　“城市群最大的优势，在于打破行政区划，发展要素核心是市场与经济利益。在未来发展中，我们可以将特大城市的新城打造成大城市(次中心城市)，将有条件的新市镇打造成中等城市或小城市。规划和建设这些城市群中的大中小城市，与该城市的行政级别高低无关，而应与该城市的区位有关。”郁鸿胜说，当然，“城市群的发展，只是新型城镇化建设的模式之一，并非唯一模式，关键在于因地制宜。长三角区域发展，多年来一直有着撤县建区、强县扩权等多种发展方式。详尽调查，顺势而为，因地制宜才是最重要的。” 　 　　记者梁建刚

　　根据国务院要求，审计署将组织全国审计机关对政府性债务进行审计。此次审计包括中央及地方政府债务，地方债很可能是重点。 　　 　　近两年，在投资资金需求的拉动下，特别是影子银行体系的便利下，许多地方政府性债务增长迅速。审计署审计结果显示，截至2012年底，36个地方政府本级政府性债务余额38475.81亿元，相比2010年增加4409.81亿元，增长12.94%。 　　而全国债务数字更是惊人。审计署数据显示，截至2010年底，全国政府性债务已达到10.7万亿元。除此之外，审计署副审计长董大胜曾在今年“两会”上表示，估计目前各级政府总债务规模在15万亿――18万亿元。IMF首次公布其对中国政府债水平数据评估称，2012年广义政府债务已超过GDP的45%。 　　除了地方债总量居高之外，一些重点城市负债率也明显偏高。2012年，有9个省会城市本级政府负有偿还责任的债务率超过100%，最高的达188.95%，如加上政府负有担保责任的债务，债务率最高的达到219.57%。 　　地方债的融资方式越来越隐蔽，除传统的银行信贷外，一些地方政府及其融资平台公司通过信托、基金等方式变相举债融资。审计发现，2011年至2012年，有6个省本级和7个省会城市本级通过信托贷款、融资租赁、售后回租和发行理财产品等方式融资1090.1亿元。 　　审计署负责人指出，这些融资方式隐蔽性强，不易监管，且筹资成本普遍高于同期银行贷款利率，蕴含新的风险隐患。此外，还存在债务规模增长较快，违规担保、违规融资、改变债务资金用途、债务资金闲置等问题。 　　 　　在当前财政收入增速下滑，经济形势不乐观的背景下，地方政府推进新型城镇化建设，促进经济转型升级，都将不可避免地带来地方债务进一步扩大的风险。 　　一些城市债务率和偿债率本已偏高，但迫于发展投资的需要，只好举借新债偿还旧债。审计署数据表明，2012年，36个地方政府本级中，有11个省本级和13个省会城市本级债务规模比2010年有所增长，其中4个省本级和8个省会城市本级债务增长率超过20%。 　　与不断攀高的政府性负债相比，作为偿债主要来源的土地出让收入增幅却在下降。至2012年底，4个省本级、17个省会城市本级土地出让收入比2010年减少135.08亿元，下降2.83%，这些地区2012年以土地出让收入为偿债来源的债务需偿还本息2315.73亿元，为当年可支配土地出让收入的1.25倍。 　　在楼市调控政策持续严厉之下，地方债的偿还能力有限，而负债却在不断扩张，引发许多人的担忧。特别是在城镇化建设中，地方政府债务隐忧已逐渐显现。 　　业内人士认为，城镇化过程必然涉及大量基础设施建设，其特点是资金需求量大，投资持续性强，回报周期长，此外，公共服务以及社会保障也需要大量资金。而现行以融资平台为基础的地方政府债务机制，已难适应这一巨大的融资需求。 　　 　　在此次对政府性债务进行审计之前，2012年11月至2013年2月，审计署就对全国36个地区进行了一次大规模审计。仅仅时隔5个月，再次掀起的“审计风暴”，被一些市场人士解读为，有关部门在摸底。然而，更多的业内人士将其看作一项例行工作。 　　海通证券宏观分析师姜超认为，此次地方债大审计是推进改革、稳增长、调结构的工作部署。目的在于盘活存量、吸收增量，防范和化解风险。 　　专家指出，地方债务支撑了我国近些年基础设施建设。相比美国、日本等高债务率的国家，我国目前债务水平仍在国际惯例的临界点之下，在安全区间内。但由于各地偿债能力不一，需防范局部地区和具体项目出现债务风险。 　　今年6月，审计署审计长刘家义向全国人大常委会做审计报告时建议，加强地方政府性债务管理，进一步清理规范融资平台公司，抓紧建立和完善地方政府性债务规模管理和风险预警机制，实现对地方政府性债务的全口径管理和动态监控。 　　财政部财政科学研究所所长贾康认为，首先，各级政府要改变唯GDP论的政绩观，从长远谋划地方经济发展，切实转变经济增长方式，强调有限的政府偿债能力，保持合理的债务率，通过抑制投资过热来控制地方债规模。 　　审计署驻成都特派员办事处主任科员杨跃东建议，进一步改革税制，建立事权与财权匹配的制度，消除产生地方政府债务的体制根源。同时，修改预算法和担保法，允许地方政府直接举债或提供担保，并明确规定地方政府债务审批程序和管理权限，严格控制地方政府债务规模、结构和使用方向。(记者徐海波)

　　据经济之声《交易实况》报道，工信部近期召开了全国稀土工作会议动员部署进一步加大矿山开采、冶炼分离、环境保护，进出口秩序专项整治和加强稀土行业管理工作。国金证券有色金属行业分析师杨诚笑做客《交易实况》就此分析。 　　杨诚笑：稀土价格回升原因应该是有两方面，一方面就是说从供给的角度来说，这次打击黑稀土应该来说对黑稀土矿的产出造成了一定的影响，导致市面上一些原来用黑稀土矿作为原料来进行冶炼的分离企业转而去寻求一个正规的稀土矿，客观上作为了局部正规稀土矿在短期的一个紧张态势，所以造成价格的上涨。另外一方面需求端这一块应该来说相比于年初比较差的时光，有一些不错的复苏，所以这两方面叠加造成最近稀土价格有一定的回升。 　　价格的反弹我们认为这种速度肯定是持续不了的，目前来讲这种速度应该来说刚才讲了，它是有供需端两种叠加的作用，以后从中期或者是长期拉长一点来看的话，我们对价格比较看好，中期应该是稳重有升的态势，但是价格的上涨速度不会有现在这么快了。

　　上限是通胀，下限是增长，上限突破了，百姓要骂娘，下限跌穿了，中国难图强。 　　七、八月份，正是全年最热的季节，但对于履新半年的新一届政府来说，经济和社会发展的各方面挑战，却是“压力山大”，能否守住通胀上限和增长下限，大家关心，全球关注。 　　按经济学家们的研究和中央银行家的实践，通胀主要是一种货币现象，尤其是在物质和服务供应并不短缺之时，若货币供应过多，通胀在所难免。从这一角度观察，下半年要守住3.5%的通胀上限，关键是不要过多、过快地放宽货币政策，尤其是不能总量过于宽松。 　　从全球来看，随着美国经济并不软弱的复苏，美联储开始着手退出量化宽松政策，美元中期走强已成定局。欧元的情况复杂一些，因为欧盟经济依然低迷，下半年欧洲央行不会主动收紧货币政策，但进一步放松的概率也不大。日本的情况则需高度关注，安倍政府上台后推行的日元量化宽松政策，似乎已在发挥作用，这对于中国经济和人民币汇率均构成挑战，但是，中国仍然无须通过量化宽松的货币政策与日本竞争，相反，日本经济进一步复苏所引发的需求增长，对于中国出口地适度增长并不是坏事。 　　从中国自身来看，央行在7月19日大力推进贷款管制放开，令人民币利率市场化向前迈进了一大步，虽然存款利率上限尚未完全放开，但通过资金的价格手段(利率)进行资金流向和配置调节，显然是比总量宽松更重要的货币政策取向。虽然有6月份的短暂钱荒警示，但央行非常清楚，整个社会的流动性并不缺乏，问题在于流向，而流向可以在基准利率基本不动、但市场利率自行议价的情况下有明显改善。也可以说，随着利率市场化、尤其是现在已经实现的贷款利率市场化，央行已经部分解除了动不动就调利率的连带责任，从而可以更灵活地运用各种货币政策工具，进行有针对性的预调和微调。 　　只要总量上的钱管住，不乱放松，推动通胀快速上升的最大变量就控制住了，除非商品和服务供应明显减少，否则通胀很难大幅攀升，即使下半年在一些具体商品门类上有一些季节性供需起伏因素，守住全年通胀3.5%的上限，并不是什么难事。 　　商品和服务供应会否减少，核心就是中国经济增长的动能是否衰退？三驾马车各起什么作用？大家寄予热望的城镇化等新增长动力能否迅速发挥作用？我的答案是谨慎乐观。 　　从政治经济学角度，下半年将召开十八届三中全会，有关新一代领导集体的执政思路和改革方略，近期正初步成型，只待秋季三中全会定盘后，即可从年底中央经济工作会议和明年两会形成完整的执行计划。这就是说，政策性的不确定因素在下半年将变得确定，新一届政府将在继承和消化前任遗产的基础上放手施政，这将极大提升各界对经济增长的预期，全年守住7%或7.5%的GDP下限不成问题，相应的就业增长水平也不会失守。 　　从三驾马车的贡献看，投资和消费仍将两头并进。先说消费，过去三十多年，消费对GDP增长的贡献稳定在3.5至4.5个百分点，今年上半年受政府八项规定限制消费支出等影响，消费对GDP的贡献仍然有3.4个百分点，受季节因素刺激，下半年消费对GDP增长可预期的贡献应超过3.4个百分点，也就是说，即使是保增长的7%下限，有一半将是靠得住的。略为麻烦的是净出口(出口减进口)，今年上半年仅贡献0.1个百分点，下半年贡献仍会接近于零，因为中国进口在继续迅速增长，虽然随着美国、日本以及欧盟经济复苏和新兴经济体持续增长，中国出口在下半年适度增长或可预期，我们权且继续把净出口的贡献忽略。 　　剩下的GDP增长贡献，就只能来自投资了，这一点其实是最不需要担心的，除非我们自陷于所谓“中国必须迅速转向消费驱动增长”的教条主义框框。今年上半年的GDP增速明显放缓，但投资对GDP的增长贡献仍然多达4.1个百分点。虽然中央一再强调，不会再采取类似2008年底那样的4万亿刺激计划，但这并不意味着决策层视投资为无物。 　　中央的意思其实是说，新的投资增长将不再由财政投资唱主角，而是要推进国企和民企、政府和民间、机构和个人投资的协调增长。从实际发展阶段看，中国仍然是一个处于增长上升期的经济体，且不说东部的基础设施更新需求，至少中、西部的路桥港站等基础设施建设远未完成，在城镇化的大浪潮之下，整个中国涉及保障房、教育、医疗等日常需求的投资仍然有巨大缺口，在金融、互联网、电信、物流、交通、能源等领域的技术创新和产业发展机遇更是层出不穷，国企和财政投资会以适当方式和规模进行各种投资，尤其是在一些利润仍然丰厚的领域，它们的投资有增无减。至于民企和个人，缺少的不是投资的资金与意愿，而是各种投资限制需要打破，相应的法律保护需要加强。 　　从政策选择上看，要守住7%或7.5%的增长下限，并不需要新一届政府使出吃奶的力气，而仅需几项关键政策切实调整到位，确保投资对GDP的贡献不低于4个百分点即可，从预期来看，实现这一目标不是难事。比如，所谓鼓励民间投资，不能多年来只停留于决策层的口头和书面表态，从下半年开始必须落实为一条条可执行的具体政策： 　　一是逐步放松直至完全放开各类投资限制，尤其是那些一直以来只许政府和国企干，不许民企和个人干的事，通通放松限制，加大准入空间，并在不远的将来完全放开投资限制，让有条件、有能力的任何资金自由投资，充分发挥民间投资的积极性和创造性； 　　二是继续全面实施结构性减税计划，尤其是针对中小企业的税负减轻，力度要更大，范围要更广。企业税负越轻，利润就越多，若企业扩大经营规模，必然会提供更多就业机会，若员工扩大消费支出，也有利于刺激消费进而带动相关产业的增长，总之都是好事，并将最终把让利于企业的税收，以更好的方式回归社会并部分回流政府税收收入。 　　让人保持乐观的是，在放松投资限制和减轻企业税负两方面，新一届政府都已开始行动。而要指望相关行动的幅度更大，核心问题在于政府职能转变和整体规模瘦身，从而减少对巨额财政收入的依赖。也就是说，守住增长下限的关键，是进一步改革能否真正让利于民、藏富于民，让全体人民、而不只是政府和国企，成为新的投资与消费增长的主力。 　　种种迹象表明，新一届政府显然有这个认识，也有这个决心，接下来就是具体行动和实施时点。下半年只要央行控制货币供应总量不乱放松，政府切实放开投资限制并全面减轻企业税负，让大家形成明确的增长预期，民间投资与消费必将转向良性循环，分别贡献3.5至4个百分点以上，没有什么悬念。由此，控通胀的3.5%上限不成问题，保增长的7%或7.5%下限也不是问题，2013将因此成为中国增长的积极变阵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