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家卫计委、司法部等五部门上周联合发布了《关于加强医疗责任保险工作的意见》，指出在2015年年底前，全国三级公立医院参保率应当达到100%，二级公立医院参保率应当达到90%以上。与此同时，在深圳“难产”七年之久的医疗执业责任强制保险制度(简称“医强险”)也有望在近期开始试行。　　事实上，医疗责任保险在十多年前便被视为缓解医患矛盾的一大利器于各地相继问世，然而时至今日，依然面临医院与保险公司双双抱怨“不划算”的两难困境。　　　　　　　　对于北京的医院而言，医疗责任保险并不陌生。　　某三级医院院长赵强(化名)盘算道，“从2005年1月全面推行到现在，已经有十个年头。”谈及成效，赵强有些无奈，“作用还是有的，起码在发生医疗争议的时候多了一种解决途径，也为医患双方提供了缓冲带，但保费太高，限制条件又多，从经济上看，医院始终是亏的。”　　由于保费与床位数、医生数和理赔范围挂钩，这家综合性的三级医院每年要向保险公司缴纳将近100万元。“如果医院自己处理医疗纠纷，把这些保费用于‘私了’，一般都花不完。”　　为了降低医责险理赔过程中的诉讼成本，确保医疗责任鉴定的客观公正，2011年5月，北京成立了由医生、医院管理人员和法官等专家组成的“医疗纠纷人民调解委员会”。然而，赵强对于调解的结果颇有怨言，“哪怕医院本身不存在什么问题，医调委也往往要从息事宁人的角度，让医院多少赔点。”　　让赵强郁闷的还有不断提升的免赔额。“刚开始定的是一千元，在这以内由医院自行承担。后来提到一万元，只要赔偿金额不超过这个数，保险公司一概不管。可事实上，很多医疗纠纷并非因为医院有明显过错，协商结果往往都在一万以内。这样一来，事先虽然已经交了保费，甚至是很高的保费，但最终还是医院自己来赔，等于两边拿钱，肯定不划算。”至于免赔额内的部分谁来出？目前在不同医院并没有明确的规范。“在我们这里，保费由医院出，但免赔额内的部分要由科室来承担，一些科室压力也很大。”　　　　由于以往实施的医疗责任保险并没有足够的强制力，许多原本就不宽裕的基层医院在权衡之后还是选择“敬而远之”，朝阳区六里屯社区卫生服务中心便是其中一员。　　一开始，院长刘运杰也曾犹豫过，“上保险是降低医务人员风险，缓解医疗纠纷的途径之一，如果资金充沛，花这个钱确实也有好处。”但“精打细算”的他很快又打消了这个念头，“像我们社区医院，本来主要承担的就是常见病、慢性病和公共健康教育，进行高风险手术的情况并不多。至于医疗事故，一年到头可能也基本遇不上，与其花那么多钱去买保险，还不如把精力和钱用在日常的自身规范管理和医务人员技术提高上，严格履行告知义务，提高医务人员的服务质量与服务沟通能力。”在刘运杰看来，医责险的推广不宜简单采取“一刀切”，应当充分考虑不同级别、不同类型医院的实际情况，在设计中突出差异化原则，否则，可能反而不利于基层医院的发展。　　　　　　刘晔(上海市海上律师事务所合伙人，医疗诉讼专业律师)：无论是医责险，还是医强险，都必须有足够数量的风险不一、赔付能力不一的投保人，这样才符合保险的大数法则，才有足够的保险需求与保险供给相适应，才能做出更准确的风险评估，制定更合理的费率标准。　　但目前，各地占垄断地位的公立医院已经聚集了所在地的多数病人和医疗费用，医疗风险相对稳定，也具备相应的赔付能力，有无责任保险，并不影响其财务状况，所以多数医院没有强烈的投保冲动。相比之下，全国数百万医生的风险发生概率和赔付能力差别很大，他们才应当成为真正的投保主体。　　遗憾的是，我国的医生还没有实现自由执业，以往的医责险，无论投保人还是理赔人通常都是医院，而发生医疗事故的是医生，权责不一致的情况下，很难控制风险，也极大地限制了医责险在医疗损害赔偿中的作用。　　李慧娟(中国医师协会医疗风险管理专业委员会常委)：从医院角度说，原本希望通过投保来解决最棘手的医闹问题。但事实证明，往往遇到实际问题时，靠保险公司根本来不及。因为只要一出现医闹，相关部门就会从维稳的角度要求医院立即处理，不得已之下，医院还是只能自己先拿钱解决。当医院发现每年花的大笔保费在关键时刻起不到作用时，积极性自然大打折扣。　　而保险公司的处境也很艰难，由于参保医院数量有限，风险难以实现有效分散，在自愿投保的情况下，还可能出现逆选择，最终只有高风险的医院或科室投保，这样一来，保险公司往往连年亏损，超出承受能力以后势必难以为继。　　另外，医生也没有足够动力参与投保，尤其公立医院，医生会觉得，我的劳动价值基本都交给医院了，即使不出风险，也没给我一个可观的相挂钩的收入，凭什么让我来掏保费呢？　　　　朱铭来(南开大学经济学院风险管理与保险系教授)：目前医责险的尴尬处境与相应的法制环境不健全有着密切的关系。像交强险的话，国家有专门的《机动车交通事故责任强制保险条例》，还有《侵权责任法》做配套规定，再加上最高人民法院的司法解释，形成了一个相对比较完整的体系，至少可以做到有法可依。　　而医疗事故比交通事故要复杂得多，却没有完整的法律体系做依托，对于究竟什么叫事故、什么叫意外，哪些属于过错、哪些属于现有医疗技术无法达到，赔偿范围如何划分、赔偿标准如何制定等，都缺乏具体的操作细则。保险公司会想办法降低给付标准，缩小理赔范围，以避免承担过多风险，而医院又希望保险能够更给力，二者诉求相冲突时，没有权威依据可供参照。　　既然把医强险看成是医疗界的交强险，就要从交强险中吸取经验教训，在一开始就有好的信息平台建设，这样不仅有利于控制风险，而且能够根据医院每年的事故率及时调整费率，尤其是对一些特殊的高风险科室进行监测，制定出科学的定价机制。

　　最近出了两件很类似、也很好玩的事情。　　其一是南方都市报报道，一名女网友在网上发帖感叹父亲为官廉洁，结果遭到网友的人肉搜索，被曝光其为沈阳人，月薪5000元，但在京有多套房，位于北三环、南三环等地，老家还有十套房，其父亲供职于辽宁省政协，她今年还参与了北京的自住性商品房摇号，遭网友人肉后被称为“水木坑爹女”。该女网友辩称，父亲是老百姓，房子是与夫家共同购买。但因为女网友之前的帖子对自己的生活和家庭描述颇多，网友按图索骥起来很是方便，其解释前后不一致的地方，令人疑窦丛生。　　其二是澎湃新闻报道，7月11日下午5时，微博网友“交警朱小志”发布了一张安庆市委书记虞爱华出席活动的照片。照片中，虞爱华手里拿着一张废弃的日历纸做讲稿，日历纸背面的字迹隐约可见。发布者表态，要“为这样的领导叫一声好”。据安庆市委办的一名工作人员介绍，当天的讲话稿是演讲头天晚上虞自己写的，内容大约600字，日历纸的背面是空白的，当时他就直接在背面写讲话稿。市委书记用旧日历做讲稿的图片很快疯传网络，网友纷纷赞其节约的作风。7月14日，新民周刊首席记者杨江发表微博表示，安庆市委书记虞爱华讲话照片中，其身后主席台上放置了高档矿泉水“觅仙泉”。据查，该种矿泉水每瓶275ml零售价35元。7月15日凌晨，安庆市人民政府新闻办公室官方微博称，觅仙泉矿泉水系企业为宣传免费提供。　　常言道，“秀恩爱，死得快”。事实证明，“常言”道的，虽不中亦不远矣。但在秀清廉这件事情上，是不是适用这个经验论，还需要再看。仅就目前两件事而言，“水木坑爹女”的爹到底是不是干部，家里的房产情况到底如何，网友人肉固然有失分寸，但当地有关部门却不能装聋作哑，必须站出来表态并公布结果以正视听。至于安庆的这件事，舆论发生这样的大逆转，恐怕非发布者所料。高级矿泉水的生产商无偿提供赞助，看上去是纯商业行为，但众所周知，有多少腐败、利益输送、权钱交易假商业行为之名？这里面有没有问题，权威渠道不说清楚，就是给各种阴谋论和谣言留下空间，出于爱护干部的角度，安庆方面也没有理由不公开。　　也许水木的那位女网友是真心觉得自家人清正廉洁，但这要看跟谁比、用什么标准要求。同理，任何一张纸的背面空白都可以用，这本来就是环保节约的常态。这也要点赞，只能说明我们把节约的标准定的太宽松了。归根到底，清廉不清廉，不是秀出来的。要知道，不久前还有人上午在讲“不怕辣、辣不怕”，下午就被带走调查。

　　现在的贪官，大多都有N处房产。中共内蒙古自治区纪委日前通报3名厅局级党员领导干部违纪违法案件，至少2人涉及到令人瞠目结舌的房产。　　通报称，长期主管城建工作的呼和浩特原市委常委、副市长薄连根看好房地产，他一方面向求他办事的老板们索取房产，另一方面用受贿所得的赃款在北京、天津、珠海等地购买房产。他收受房产“来者不拒，多多益善”；位置不好不嫌弃，办不了房本也不嫌弃，连经济适用房也不放过，动辄一次就收受3套。　　内蒙古自治区政府原副秘书长、法制办主任武志忠也同样贪恋房产。经专案组查证，武志忠以家人的名义在国内拥有房产33处，在加拿大拥有房产1处，其中具有长期投资价值的商业住房29处，在清查财产时，仅房门钥匙就装了满满一提包。此外，武志忠还把一间房子专门装修成佛堂，架柜上供奉着近百座(幅)大大小小的佛龛、佛像、佛堂和佛画。　　《三大纪律八项注意》有一条：一切缴获要归公。我相信，所有贪官的赃款赃物都不会留在纪委，也不应当留在检察机关，而是“归公”，统统进入国库。　　通报说，在武志忠北京、呼和浩特的几处储藏室里，成捆的现钞、金条、银条、各种珍藏字画、手表等琳琅满目，数量高达2000多件。现钞、金条、银条好进国库，赃物大概没有必要以实物形式留在国库。不难想象，各地贪官的赃物如果统统以实物形式存放在国库，仅保管就要占用大量人力、物力。特别是房屋，长期不住人的话，极易毁坏。贪官的赃物从没收之日起，已经是“公物”，属于国有资产、全民财富。因此，同样存在一个不能流失和保值的问题。　　仔细想一想，贪官的赃物都要折合成价值，在量刑时参照考虑。如果任由赃物毁坏或贬值，入狱的贪官大概也会心里非常痛心的。　　前些年，偶尔还能听到某地举办贪官赃物拍卖会。近些日子，随着贪官落马人数的不断增加，我们国库里收存的赃物可能也日积月累成一个天文数字，有必要赶紧搞几场赃物拍卖会，把那些字画、手表等物及时拍卖掉，将实物变成现金，回到国库。特别是贪官的房产，凡是已经没收的，应当迅速挂牌上市或拍卖，并将结果公之于众，取信于民。　　无论是贪官的赃款，还是赃物，包括房屋，凡是没收充公的，都应当每年底向社会公布一次，并由审计部门加以审计。这样做的好处不言自明，涉及到赃款赃物的去向，既关系到国库增收，也关系到办案人员廉洁，尤其关系到让党和人民放心。建议尽快对赃款赃物处置立法，把有关内部规定变成公开透明的法律条文，便于社会各方面监督。

　　昨天召开的上海市政府新闻发布会透露，上海制定了新能源汽车推广应用实施方案，到2015年将推广应用1.3万辆，其中外地品牌车辆不低于30%，本市新增或更新的公交、公务、环卫、物流车辆中新能源汽车比例不低于30%；新建各类充电桩6000个左右。　　上海市经济信息化委员会副主任马静表示，具体的推广目标为，2013-2014年共推广约4000辆、2015年推广9000辆左右。按照车型分为新能源乘用车9500辆、客车1400辆、专用车2100辆左右。在公交、公务、环卫和物流等公共服务领域，推广应用4700辆新能源汽车。在充电设施方面，2013-2014年共建设交直流充电桩约1800个、2015年4200个左右。　　今年1―6月，乘用车免费牌照额度登记数为1436张。为鼓励新能源车发展，到2015年，上海拿出2万张牌照额度免费发放，但目前为止牌照没有用足。在新能源车的推广上，牌照只是一项鼓励政策，还有很多制约因素，比如充电桩的建设。全市已建成约2000个充电桩，主要分布在嘉定汽车城等区域，专门面向小区、公共领域的还比较少。为了加快全市充电桩建设，有关部门正在积极编制全市充电桩建设的规划，主要集中在居民小区、停车场、高速服务区等领域，一些重点区域，如迪士尼、虹桥商务区等也将配套建设充电桩。　　马静认为，目前正是市民私人购买新能源汽车的政策黄金期，优惠政策包括――　　■　免费牌照额度发放；　　■　资金补贴，国家根据电量行驶里程数不一样，对不同车的车主配置补贴不一样。　　上海纯电动汽车补贴4万元，插电式混合动力补贴3万元。以荣威550插电式混合动力车为例，按照今年补贴的政策，两块加在一起将补贴约6.3万元，个别区如闵行区另外再补贴2万元；　　■　9月起免征购置税。(叶薇 马亚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