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场突如其来的地震，让云南鲁甸县近600人生命终结。而对于数量更多的幸免于难者，摆在他们眼前的境况一样揪心：因为灾难，原本就贫困的生活更加雪上加霜，很多家庭已经一筹莫展。　　52岁的龙泉村村民冯忠禄是4个孩子的父亲，他怎么也不会想到，刚刚采摘山花椒回到自家半山腰的土坯房中休息的女儿冯芳，因为房屋在地震中轰塌，转眼就相隔两世。　　“她还是个大学生，刚刚21岁。”冯忠禄流着眼泪说。　　失去心爱的女儿还不是冯忠禄的全部痛苦。地震给这个家庭造成的经济创伤，会让幸存下来的人生活更加艰难：原本，这个贫困地区的家庭靠着近几年当地政府推广山花椒，生活略有改善。然而，地震不仅毁了冯家的房子，也让他两个即将上大学的儿子的学费没了着落――这笔学费是他养的6头猪，结果地震中有4头被砸死，另外两头不知去向。　　鲁甸县是国家级贫困县，当地近60%的农民人均年收入为4300元人民币，每日生活费不足1美元。　　鲁甸县副县长袁江说，当地经济基础差、居民教育程度低、产业发展落后。最近四五年，县政府利用当地的山地资源，推广核桃、花椒和苹果的种植。“农民这几年增收还是有希望的，但是重灾区财产损失严重，短期内因灾返贫的情况肯定很多。”　　鲁甸县因灾返贫的窘境，是中国西部很多地区面临的共同难题。而广大的西部农村是中国2020年实现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关键和难点。　　这些地区地壳活动强烈、地形复杂、暴雨集中，是地震、滑坡和泥石流等自然灾害的多发地区。　　与此相对应的是，这一地区人口众多，不少是少数民族聚居地，经济欠发达，承受和防御自然灾害的能力相对较差，连续的自然灾害又加剧了当地经济的落后，容易出现“因灾返贫”的恶性循环。　　云南大学社会学学者张美川说：“重大自然灾害不仅使个人生命财产遭受损失，造成返贫或加剧个体贫困，还会破坏公共设施、经济基础设施，从而造成当地经济根基的损失，让扶贫的投入和扶贫效果大打折扣。”　　近年来，中国经济飞速发展并正在进行转型升级。其中，西部地区的扶贫工作已持续多年，是中国扶贫攻坚战的“主战场”，对于中国经济的健康持续发展具有重要战略意义。　　然而，自然灾害多发和贫困交错的现实状况，让中国西部的发展屡屡受阻。　　张美川说，中国地震多发地区可以借鉴日本，在灾难教育、抗震房屋建设、应急机制等方面进行更多前瞻性工作和建立常态化制度。　　“在扶贫中一下子把防震减灾做到位也不现实，但有必要加强这方面考虑，让防灾救灾走在前面，成为贫困地区扶贫的组成部分，这样也能更好地保障扶贫资金投入的持续效果。”张美川说。　　上海财经大学公共政策研究中心主任蒋洪认为，要减小西部地区突发自然灾害带来的损失，各级政府应该加强公共财政后备资金的准备，并且进一步完善财政救助机制，从而在灾害发生后有效保障灾民的基本生活、支持灾区重建。　　“对于基本性保障以外的部分，应该通过发展商业性保险来降低自然灾害带来的经济损失。”蒋洪说。他认为，政府应加强对地震多发地区房屋建设标准的监管，对房屋的抗震能力做出统一规定，从而提高基础设施的抗震水平。”　　根据中国的防震减灾规划，2020年前后全国县级以上城市应能够抗击6级左右地震。　　“但在云南，尤其是偏远的州市，基础设施尤其是民房基本是不抗震的。”云南省地震局地震防御处处长张俊伟说，在云南农村，自建民房的抗震能力现在还是在引导、鼓励阶段，今后可能还有很长的路要走。(记者王健 张

　　合肥8月6日电 (记者 成展鹏)安徽六安的全国道德模范何涛利用护士工作之便，从单位非法获取《出生医学证明》，交由其夫侯灿通过网络贩卖谋利。二人涉嫌买卖国家机关证件罪，近日被公安机关采取刑事强制措施。记者6从六安市相关部门获悉，全国道德模范何涛的省、市道德模范称号已被撤销，同时已经提请中央文明委撤销其全国道德模范称号，目前中央文明办正在按程序办理。　　据记者了解，何涛原籍江苏扬中市，2004年与安徽六安小伙子侯灿在上海打工相识并结合。2005年10月，侯灿遭遇车祸高位截瘫，还有可能成为植物人，但何涛不离不弃，陪其回到六安老家长期照顾，并伺候半身偏瘫的婆婆。2006年在何涛照顾下，侯灿病情逐渐稳定，她毅然来到侯灿老家落户，愿当“拐杖”，护理下半身瘫痪的侯灿，养育她和侯灿的孩子，伺候半身偏瘫的婆婆。　　何涛的事迹经媒体报道后，先后被评为首届六安市道德模范、首届安徽省道德模范、全国道德模范称号。　　有网友表示，鉴于她有一个半瘫婆婆、一个全身瘫痪的丈夫和年幼的儿子需要照顾，法院在量刑时能轻判则轻判，能不判则不判。虽然本罪在法条的表述上是行为犯，但刑法总则第13条写道：“但是情节显著轻微危害不大的，不认为是犯罪。”最高检研究室也曾对此作出解释，对于买卖伪造的国家机关证件的行为，不宜全部入罪，应当考虑相关情节，诸如买卖的次数、件数、金额、以及购买的目的与动机，酌情考虑。　　也有网友表示，道德模范，就是在为人处世上遵循社会严格的礼仪和行为规范，不逾越半点雷池的正人君子，起到引领社会正义和风尚的作用。但何涛从“全国道德模范”沦落为买卖国家机关证件的涉嫌犯，两者之间的落差，让人大跌眼镜，可谓教训深刻。一个地方出一个“全国模范”不易，但要保住这个荣誉更难。要让这些“道德模范”在整个社会处在某种世俗化的风气之中，依然能保持出淤泥而不染，濯清涟而不妖，一直占据道德制高点，作为地方党委、政府不能只给他们荣誉，更要关心他们的生活，帮助他们解决实际问题，并要掌握他们的思想动态。作为道德模范，虽然回到私生活领域，适当地可以放松一下严厉的礼仪和道德约束，但前提是不违反法律底线，千万不要做出与自己身份不符的“缺德”事。

　　认识才两个月，就“出于信任”借给微信“好友”６０余万元，还没让对方写借条。只是，这份信任换来的却是“好友”的消失。　　韩女士是东北人，在宁波做生意，日子过得挺滋润。去年底，她收到一条陌生人要求加好友的微信，对方的微信签名“生活中有太多的苦难，但没有一种苦难是你放弃生活的理由和借口”打动了韩女士。对方自称姓陈，曾当过特种兵，退伍后到宁波生活，现在做建筑工程生意。再一聊，韩女士发现对方竟是东北老乡，于是越聊越投机。　　线上聊了一个多星期，两人相约见面，也聊得十分愉快。几次见面、出游，两人的感情迅速升温。　　一个月后，陈某说自己的车子被撬，放在车内的钱包、证件都被偷了，重新办理的银行卡要２５天后才能拿，手头缺资金周转，希望韩女士能先借他点钱。韩女士一口答应，随即取了１５万元现金交给陈某，提都没提借条的事。陈某提出把价值６０多万元的股份先转给韩女士作抵押，韩女士却说“我相信你”而没有接受。　　２０多天后，陈某再次提出资金周转需要借５０万元。韩女士依然一口答应，跟银行预约后取了一塑料袋的现金给了陈某。这一次，她依然没让陈某出具借条。　　偏偏陈某辜负了这份“信任”，在拿到５０万元后就人间蒸发。这时，韩女士意识到自己被骗了，立即报了警。　　警方一调查，这陈某就是一赌棍，赌博输得没钱了就用微信“查找周边的人”功能随便找“好友”骗钱，韩女士不是第一个被骗的。被抓获后，陈某想起韩女士手里没有借条，竟妄图否认拿过对方的钱。无奈，两人的微信聊天记录清清楚楚地记录下了一切。　　昨日，记者从海曙法院获悉，陈某因犯诈骗罪被判处有期徒刑１０年，并处罚金人民币１０万元，违法所得被责令退赔给受害人。（记者黄丽娟 通讯员陶琪姜 马俊）

　　放出了“以后不出差了”的撒娇式威胁。还有一些公务员抱怨所在城市太大，上下班交通费用高，车补覆盖不了等。这就很令人奇怪，公务员之外的群体，不都是在自己承担上下班的交通费用吗？甚至还有一些单位，对员工在内部停车场停车都要定打不饶按月收取几百元的费用。公务员这种“何不食肉糜”的痛苦，让我们这些“花钱来上班”的人情何以堪！　　不可否认，公务出差应该报销，一些辖区面积广大、交通情况复杂的地区也确实需要有公车或者在车补上倾斜。但是补贴的标准就应该根据实际情况，需要下乡、出差的人员就多给一些，而非简单的按照级别一刀切。事实上，级别高的领导们有时候其实并不需要经常往外跑，高档次的车补成了某种变相加薪。这自然让拿着低车补却要常出差甚至贴钱出差的基层干部心理不平衡。　　但是这种不平衡绝对不能成为车补、成为人头份儿福利的借口。不知道7000多人等着拿车补的这个县，具体是哪里，但十羊九牧的问题肯定“他不是一个人”。财政的拨款来自于纳税人，纳税人的钱包并不是可以随时提款的ATM。我们经常看到国外政府因为经费不足关门的新闻，我们虽不至此，但裁员、精简机构等方法却都是可以尝试的。J173　　车改是个很老的话题，有点像被嚼了很多很多遍的馍，咽不是吐不是，端的令人难受。以前是只见楼梯响、不见人下来，关于车轮上的腐败，其发生机理、其运作轨迹都已经被分析得一清二楚，但就是没有动作。后来，温州等地开始小有变化，虽然伴随着巨大的争议和种种不足，但好歹也是有了些雨点，不再是干打雷了。终于，现在公车改革了，却又出了“车补发不起”的新问题。　　据检察日报4日报道，广东、湖南、西藏三地的一些公务员在谈及如何看待车改时，给出的一致意见是，公车改革是好事，但车补标准确实低了一些。就在公务员感叹车补“低了一些”时，一些贫困地区的财政部门却为车补犯起愁。湖南北部某县副县长介绍，该县一般公务车辆加起来也就一百来辆，按照中央车改意见，即便全部取消这一百来辆公车，一年可以减少上千万元的财政支出(包括司机工资、车辆维修等费用)，但同时得拿出近4000万元给全县7000多名公务员及按公务员管理的事业编制人员发放车补。　　车补，顾名思义，这是一种额外给予的公务交通补贴，怎么到了基层这个概念悄然变成了人人有份的福利了呢？此前，广州日报曾经报道，有公务员因为觉得车补太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