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6日，在汉口郝梦龄路的路牌下，记者见到了93岁的郝慧英。她的父亲正是“抗战殉国第一军长”郝梦龄，这条路因他得名。　　因为腿脚不好使、耳朵也不太灵便，郝慧英现在很少出门。当天，她为了陪同“爱国将军”张治中的孙子张皓霆，才在侄女郝枚的搀扶下故地重游。张皓霆专程从北京来武汉，给郝梦龄扫墓。　　郝梦龄有5个子女，郝慧英是长女，也是与父亲接触最多的孩子。“不爱财，不怕死，爱国家，爱百姓”， 这12个字是郝慧英对父亲的认识。　　郝慧英回忆，父亲对家人的要求尤其严格。母亲多年来随父亲辗转各地，靠租房过日子。在武汉居住时，母亲曾看中现在蔡锷路上一幢两层小洋房，向父亲开口要钱，却遭到父亲的强烈反对。“父亲说，军人应以四海为家，如果你们走到一处便购置一处房产，我贪恋小家，岂不是误了国家？就这样，我们家最终未能购置一处房产”。　　“1937年，父亲北上抗日前，已经写下了遗书。他还故作轻松地跟我说，如果他死了，我们可以去读‘遗族学校’，没什么可担心的。”谈到77年前在大智门车站的那场生离死别，郝慧英老人语调慢下来。　　郝梦龄牺牲后，妻子和子女靠资助度日，因战乱四处颠沛流离。“父亲和母亲一直都认为，不论生活有多苦，人都应该多读书，所以我们几个孩子最后都读了大学。”郝慧英从南开大学园艺系毕业后，成为武汉17中的一名生物老师。　　也许是遗传了父亲坚强勇敢的性格，郝慧英的一些生活方式让人惊叹。老人笑着告诉记者：“去年我92岁，安装了心脏起搏器。今年我又做了白内障手术，一切正常。我也不用孩子们天天照顾我，只请了个钟点工帮忙做饭，我就看看书、打打牌，生活很安静。”(记者欧阳春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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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938年，冼星海（后排右一）与钱韵玲（前排右二）结婚时合影，后排左一为钱远镜，左二为钱远铎，前排左二为他们的母亲 见习记者郭良朔 翻拍　　“红色教授”钱亦石　　钱亦石写给儿子钱远镜的题词原件　　“胆要大，心要小；思想要坚定，耳目要聪明；态度要谦和，行动要机警。只有具备这些条件，才可参加民族战争。”28日，在湖北省文联大院里，53岁的钱道波向记者披露70多年前爷爷钱亦石写给叔叔钱远镜的亲笔训词手稿。当时钱远镜即将赴延安“抗大”学习。他们先后为抗战牺牲，这份遗训成为钱家后人珍藏的一笔精神财富。　　钱道波的爷爷钱亦石为我党早期著名理论家、社会活动家，曾与董必武、恽代英等一起创办武汉中学，被誉为“红色教授”。抗战爆发后，他担任第八集团军服务队少将队长，率领30多位作家、艺术家奔赴抗日第一线进行慰问和宣传。因积劳成疾，他于1938年1月病逝。　　钱道波的叔叔钱远镜1938年到老家咸宁开辟鄂南抗日根据地，历任中共咸宁中心县委书记、中共鄂南特委宣传部长、组织部长等职。1941年因叛徒出卖被日军杀害，牺牲时年仅22岁，尚未结婚。遗体被日军抛入长江。　　父亲钱远铎1933年入党，1938年在郭沫若领导的“三厅”参加抗战救亡工作，新中国成立后，历任湖北省文化局副局长、省文化厅顾问等职。　　姑姑钱韵玲于抗战烽火中，嫁给了曾在武汉指挥抗战歌曲《保卫大武汉》的音乐家冼星海。　　钱道波没见过爷爷和叔叔，但她说，他们的精神财富滋养了自己成长。　　上世纪80年代初，她高中毕业，正遇上由父亲主管过的省图书馆内招。她想让父亲出面打声招呼，父亲却说“自己的路自己走”，一口回绝。　　钱道波只得进入省图书馆下属的一家“大集体”企业，做了一名装订工人。后来，她凭努力成为一名优秀打字员，上世纪作为人才被引进到省作协，今天担任省作协创联部主任一职。　　家里其他兄弟姐妹在求学和工作上，也都有过相同的经历。“1996年父亲去世，我们悲痛万分，对父亲心里早已没有了任何责怪，只剩下爱和感恩之心。‘自己的路自己走’也是父亲留给我们最大的一笔财富”。　　钱道波动情地说，爷爷的遗训和父亲的教导都在告诫我们要清清白白做人，我们都做到了。（蒋太旭）　　钱亦石：我党早期著名理论家、社会活动家，被称为“红色教授”　　长子钱远铎：1933年加入共产党　　次子钱远镜：在抗战中牺牲时年仅22岁　　女儿钱韵玲：音乐家冼星海夫人　　国家为何要从立法高度设立烈士纪念日？它能对未来产生什么影响？昨日，记者就此采访了武汉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中共党史研究专家丁俊萍教授和武汉大学国家文化创新研究中心主任傅才武。　　丁俊萍认为，我国法定的烈士纪念日，时刻提醒着民众：有血有肉的历史，不能忘记！　　丁俊萍认为，设立烈士纪念日，是对鸦片战争以来为民族独立、祖国富强、人民自由幸福而前仆后继的人民英雄的永远铭记。它提醒我们，今天所有的成就和发展，都是建立在前辈英勇奋斗、流血牺牲的基础上。　　丁俊萍说，我国法律法规规定的纪念日越来越多，一方面提醒当代青年居安思危，另一方面也是为了肃清历史虚无主义恶劣影响，“历史本来就是无数人在里面活动，特别是先烈奋斗其间，有血有肉，可歌可泣。事实证明，历史是人民奋斗出来的”。　　同时，这也为实现中国梦提供了重要的思想支援。当下要培养社会主义价值观，实现民族复兴的中国梦，烈士纪念日弘扬烈士先驱的革命奋斗精神，是撑起这个价值体系的巨大精神支柱。　　武大国家文化创新研究中心主任傅才武告诉本报记者，他出生在革命老区，祖上也是红军烈士，对设立烈士纪念日深有感触。“设立烈士纪念日非常迫切，甚至可以说是‘补课’，这是国家政治经济社会生活走向常态化之后的应有之义，是塑造现代国民的重要形式”。　　他说，我国是一个文化传统非常深厚的民族，这个纪念日的设立，让民众对家族的祭奠，上升为国家行为，化家为国，符合中国文化潮流，在现代国家的建设过程中，能促进建设新型文化的价值体系。　　“美国有华盛顿纪念碑，法国有凯旋门，很多发达国家都有纪念烈士的固定仪式。我国有人民英雄纪念碑，如果再有烈士纪念日相配合，融入我们的社会和文化生活中，形成一个相对完整的符合意义。”傅才武说，为理想而献身的精神是人类文化中最崇高的意识，是一个国家的“贵族精神”，设立烈士纪念日是建设现代国家题中之义，有利于培养民族的崇高感。（李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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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青山处处埋忠骨，中国地图上，哪片土地留下武汉烈士最多英魂？　　近日，从武汉市民政局优抚处，记者借到《湖北省革命烈士英名录》（下称“英名录”），试图寻找武汉英烈的去向。　　英名录由湖北省民政厅编辑，于1982年、2001年分别辑合第一卷与续编（上下卷），厚厚三大本。名录以姓氏笔画为索引，没有按烈士籍贯分类，且收录了大量非湖北籍烈士。最令人挠头的，名录没有电子版，无法迅速检索。于是，在三大册共10465位烈士名录中，记者海底捞针般寻找武汉首批248位抗战英烈的姓名。　　花数天工夫查阅统计，记者从248位英烈中甄别出，武汉籍烈士人数有62人，绝大多数牺牲于湖北省境内。其中34位牺牲于武汉（包括远城区），绝大部分牺牲于湖北省内战场。　　民政局相关负责人称，因首批武汉抗战英烈名录统计并不全面，其中的62位汉籍英烈只占武汉抗战英烈实际人数很小的一部分。　　记者扩大搜索范围，在武汉籍烈士最集中的英名录第一卷中再度搜索，统计出的英烈牺牲地分布状况为：河南省18人，广东省17人，河北省10人，四川省8人，中越边境9人；除此之外，武汉烈士还牺牲于北京、上海、安徽省、福建省、浙江省、西藏自治区、云南省等多个地区。在境外，朝鲜、越南也是许多汉籍烈士长眠之地。　　英名录只记录了烈士的简要事迹，短的只有寥寥几个字，但字字震撼人心：王传荣、许小春等被日伪军逮捕，经敌人长期的肉体折磨，依然坚贞不屈，直至被杀害。钱善友被日军严刑拷打，至死不交情报，后被绑在一棵大树上被杀害。危险面前，吴方华不顾个人安危，将船上的战友掩护上岸，自己却中弹身亡……从年龄看，他们献身时大多只有20多岁。（宋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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