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京路上林立的写字楼。本报记者 屈晓飞 摄　　衡量一个城市的商务发展程度，在城市面貌上的体现，就是是否拥有更多复合业态的城市CBD集群。作为银川最早的中心街道，解放街沿线聚集了不少CBD，从新华百货老大楼写字楼，到青春财富中心，再到银川国贸中心，将银川的城市形象提升了一个层次。　　然而，在银川这样一个2.5线城市，商业地产过度的开发，导致写字楼市场在经历了2011年、2012年两年的爆棚之后，开始走向下坡路。如今，随着马斯特国际商务中心、宁夏大世界商务广场、紫荆花商务广场等一大批写字楼建成使用，银川的人均写字楼面积达到1.7平米，排在北京、杭州之后，居35个大中城市第三位。记者调查发现，由于竞争加剧和企业拓展需求减少，如今银川写字楼租金已回到2011年水平。　　银川写字楼去化周期5年以上　　今年7月，同策咨询研究部发布的《2014年35个大中城市写字楼投资价值研究报告》显示，35个大中城市中，北京、广州、天津、杭州、厦门、宁波、合肥、郑州、银川、呼和浩特、贵阳11个城市人均写字楼面积明显高于其他城市，供给已饱和或过剩。根据同策咨询机构的研究标准，如果一个城市人均商业面积超过1平米，意味着城市的写字楼供应面积出现饱和或过剩。数据显示，北京、杭州、银川人均写字楼面积在1.5平米以上，成为35个大中城市中人均面积最高的三个城市。　　对于北上广等一线城市来说，由于其常住人口数量庞大、第三产业能力较强等原因，写字楼市场需求强劲，至今为止，除北京外，上海、广州和深圳这三个一线城市总体上仍没有系统性的供应过剩的市场风险。然而，对于地处内陆的银川来说，面临供应量偏大的市场风险。数据显示，西宁、海口、银川、大连、乌鲁木齐、天津、济南、兰州8个城市新开工面积远超出市场去化能力，平均去化周期5年以上，甚至个别城市写字楼物业可供市场去化10年以上。　　配套服务跟不上开发速度　　写字楼的概念是一个舶来品，即商业办公用楼的别称，功能定位是不能住人的，房产证上也是注明的。从硬件设施和软件服务上有明确要求：企业形象展示的形象标识牌、落地式分流标识牌、楼层索引牌、功能标识牌等，无不彰显着写字楼作为商业集成体的专业性；物业管理、入驻企业的商业化服务、生活服务的配套等，则表达了入驻企业对办公的需求。　　然而记者在走访紫荆花商务广场、瑞银财富中心、金钻名座、万达中心等多个写字楼发现，虽然上述楼盘承租率非常高，但入驻企业对开发商所能提供的办公环境及软硬件设施存在相当大的质疑。某跨国企业宁夏办事处负责人张翔告诉记者，入驻写字楼半年来，与物业管理多次协商要求将公司名牌置于大堂标识指示牌上，但物业公司始终无动于衷。张翔说：“楼层标识是对一个公司形象最起码的展示，也是物业公司对于承租业主的责任。现在好多客户找到我们公司的地址而不知道具体的楼层，每次客户来拜访都要打电话，不仅是给我增添了麻烦，对公司形象也是极大的损害。”　　另外，在写字楼的配套要求中，交通便利、充足的停车位、平均每5层配备一部电梯，以及写字楼周边应具有银行、邮局、商务中心及餐饮等系列配套，且均以服务于大厦客户为主。而在上述写字楼中，达到该标准要求的不足三分之一。　　企业租赁面积缩减租金下跌　　在记者采访过程中，不少原本在写字楼租赁办公地点的企业，选择了退出或缩减租赁面积。　　陈浩经营一家园林景观设计公司，原本在国贸中心租赁了200平米的写字楼，今年开始他将办公面积缩减到了100平米。陈浩说：“今年公司业绩下滑严重，用不了那么大的办公面积。”此举为企业一年至少节约租金7万元。　　与陈浩类似，某广告公司负责人田勇则干脆退出了写字楼，在一栋商住楼租下了一间复式公寓，“面积100多平米，月租金才2000元，原来在写字楼一个月租金至少5000元。”由于商住楼和公寓对于企业来说也能够作为办公地址来注册工商营业执照，且基于其更加低廉的租金、完善的装修环境等因素，很多小微企业在发展初期更加倾向于租赁这样的办公地点。　　从事多年写字楼中介的金地园房产经纪人张俊秀告诉记者，今年以来，她所掌握的写字楼房源租金价格连续下跌，“从年初的每月每平米60元，到现在的每月每平米50元，租金价格已回落到两年前水平。”据张俊秀介绍，目前我市写字楼售价在8000元至12000元每平米，投资写字楼的业主动辄投入上千万元。“如果写字楼空置，业主损失非常大，所以都在降低租金。”即便如此，不少写字楼仍然没有企业入驻，仅张俊秀手里就掌握着近30套房源。　　许多承租公司大门紧锁　　据了解，目前我市写字楼入住率在80%以上，空置招租的办公用房很少。但即便门口挂着公司的牌子，许多都是大门紧锁。在紫荆花商务广场，记者看到，18层、19层两层，开门办公的企业仅有5家。初创企业、小微企业面对写字楼高昂的租金望而却步；大型企业有足够的资金实力自己开发办公楼，房地产企业、商业银行总部、制造业企业等，都不需要租赁写字楼。那么，真正对写字楼有需求的企业是哪些？　　记者走访发现，首先对写字楼需求最旺盛的是外地、跨国企业驻宁机构、办事处、分公司；其次是快递公司和本土金融企业，写字楼里见到最多的就是各类小额担保公司、贵金属投资公司，从事着“高大上”的行业，必须要有“高大上”的办公环境支撑；最后是各类酒庄、贸易公司的行政办公地点。由于功能定位、聚集效应等因素，许多写字楼都会形成不同行业的群聚效应。如瑞银财富中心，汇聚的多数是金融行业、小额贷款公司、贵金属投资公司等；紫荆花商务广场则以业务机构、行政办公为主。　　然而，对于一些正在成长中的企业来说，银川的商业板块是缺失的，本土有实力的企业数量毕竟太少，不能引入足够多的外地企业，对于如今银川近400万平米的写字楼来说，发展出路堪忧。

　　国内首个以购物中心理念打造的保税商品展示展销中心，落户位于重庆核心城区的南岸盛汇广场。该购物中心共计14万平方米，是中西部最大，且位于主城核心区的保税商品店，预计明年3月营业。届时，涉及进口食品、生鲜、婴幼儿保健品、奢侈箱包、服饰、世界名车、异域美食等3万余种进口商品供市民随意选择，该商场提供的保税产品价格将比进口商品便宜20%-50%。　　据悉，重庆保税商品展示交易中心盛汇延展平台（以下简称“盛汇平台”），是重庆市重点扶持项目、南岸区政府主导扶持项目。　　该平台共五层楼，分为进口商品商超，时尚精品珠宝、名表、豪车，亚太地区馆、欧美精品馆、奥莱特卖馆。同时，平台采用O2O的模式，实现现场销售、现场体验、现场线上下单邮购、展示交易中心统一分拣和物流配送，并发展各地经销代理。同时，盛汇平台将采用亲民路线，让进口商品走进千家万户。　　南岸区南坪商圈管委会负责人介绍，盛汇平台得到了海关、保税港区、重庆市南岸区政府的大力支持，将逐步在南岸区设立物流配送中心，在经开区建设保税仓。盛汇平台将在海关的全程监管下，引进欧美、东南亚、日韩、澳洲等地的优质产品，展示的品类包括食品、保健品、红酒、母婴类用品、时尚名品、进口轿车等，并设置品鉴区、异域风情体验等。

　　据新华社电 “房地产确实进入了一个新的常态，随着经济增速由高速向中高速转变，房地产也进入了一个换挡期，面临着结构的调整期，未来对房地产的投资很可能降低，更多的是尊重房地产自身的规律。”中国房地产业协会名誉副会长朱中一在日前举行的三亚财经国际论坛上表示，房地产行业进入新常态，将从以往的支柱性产业发展为基础性产业。　　朱中一认为，新常态下，中国经济发展将加速从要素驱动、投资驱动向创新驱动转变，房地产与稳增长、调结构、转方式、惠民生、防风险都有关系，例如保障房问题涉及稳增长和惠民生；旅游地产、养老地产等新业态涉及调结构；房地产库存消化涉及防风险；通过信息化、智能化来推进建筑行业的现代化涉及转方式。　　同时，城镇化发展必然涉及房地产，朱中一认为，二者必须相协调，既不能滞后，但又不能超前，超前就成了造城运动，造成了资源、能源的浪费，甚至造成了风险的加大，建议政府尊重房地产的规律和地区差异性的特点，进一步实施好分类调控的体系。　　对于正在酝酿的不动产登记制度，朱中一认为，不动产登记将促进住房的资源更加合理公平的分配，其中可能产生的房地产存量可以通过政府收购作为保障房，让获取保障房房源的方式和机制更灵活些。　　朱中一同时表示支持房地产税立法，认为在立法的基本思路形成以后，应该及早征求意见，通过公开立法的过程，给民众时间准备，有利于促进房地产市场的平稳健康发展，促进二手房市场和租赁市场的成长。　　“让这个过程更加公平一点，更加公正一点，更加透明一点，可能是政府需要考虑的问题。”朱中一说。

　　作为十八大以来党中央、国务院重大决策部署之一的新型城镇化政策，在各地落实得怎么样？如今，16个被督查省份的落实情况已被披露，那么其余省份呢？　　记者通过采访发现，这些省份在推进新型城镇化过程中，积极推进公共服务均等化，让农村转移人口享受“市民待遇”；注重“产城融合”，防止“摊大饼”式发展；创新机制，努力破解资金难题。　　　　根据新型城镇化要求，推进农村转移人口市民化，很重要的一项工作就是让1亿进城农民工能够在城市扎根。据了解，各地纷纷出台涉及农民工就业培训、住房保障、随迁子女教育等政策措施。　　山东今年出台《山东省农民工职业技能提升3年行动计划》《山东省农民工权益保障3年行动计划》和《山东省农民工公共服务3年行动计划》，规划2015年至2017年，力争每年对180.7万农民工开展各类培训。　　重庆启动农民工户籍制度改革以来，对进城务工时间较长、工作较为稳定并适应城市生活的农民工特别是新生代农民工，鼓励本人及其家属转户进城，享受城市居民在就业、社保、住房、教育、医疗等方面相同待遇，并允许继续保留在农村的宅基地、承包地和林地以及按市场化方式处置后获得收益的权利。截至今年11月20日，重庆市共转户406万人。　　　　加快推进城镇化需要巨额资金。如果仅靠财政资金来支撑城镇化进程，不仅不可持续，还蕴含巨大风险。记者在各地采访时发现，不少省份通过创新投融资机制来破解资金难题。　　浙江是民营经济大省，民资相对丰厚，社会资本参与城镇建设积极性高。浙江小城市培育试点专项资金评估报告显示，27个小城市组建股份制投资建设公司，推进基础设施建设和教育、医疗等社会事业，整合资源设立政府融资平台，吸引社会资本950亿元，社会资本占小城市投资比重高达77.4％。　　陕西积极探索吸纳社会资本参与移民搬迁安置。如安康市宁陕县皇冠镇就利用企业和社会资金实施全镇的移民搬迁，把搬出后的山沟建成了旅游景点，现在投资已增加到20多亿元。　　　　新型城镇化，并不是要大拆大建、盲目设立新城城区。部分省份积极培育小城市，发挥其对区域的集聚和辐射功能。　　自2010年起，浙江已经有43个小城市正在发展中。浙江省委政策研究室区域发展处处长胡金生表示，43个小城市着力于让农民享受城市公共服务，促进外来人口融入当地社会，注重文化共同体的建设。　　与此同时，近年来一些地方出现的空城现象，让人们认识到，城镇化不是简单的城市人口比例增加和面积扩张，而是产业支撑、人居环境、社会保障、生活方式等由“乡”到“城”的转变。各地在推进新型城镇化过程中，更加注重“产城融合”。　　在沈阳和本溪中间，坐落着被称为“药都”的沈本新城。从2008年“药都”启动建设以来，本溪市生物医药产业迅速集聚。如今，漫步在沈本新城建成区里，完善的交通路网、规划整齐的住宅小区、现代化的药企厂区交相辉映，一座新城已然成型。　　随着我国新型城镇化的不断推进、质量不断提高，人们有理由期待，城镇将真正成为人们的安居之处、乐业之地。（据新华社北京12月15日电 记者杜宇)

　　北京12月17日电 (记者 庞无忌)房地产市场持续一年的降温和调整让人们越来越清楚地认识到楼市“换挡”已经开始，房价波动、增长减速都是新的常态。　　17日在中国指数研究院举办的“2014第十一届中国数字地产节”上，多位专家对这种房地产的新常态进行了解析。　　中国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市场经济研究所所长任兴洲表示，过去因为住房供给短缺，消费饥渴带来的大规模住房需求和消费快速增长阶段基本结束。今年限购、信贷等政策的松动并未使楼市出现如2008-2009年般的爆发式上涨就是例证。其深层次原因在于楼市供需的基本面已经发生了变化。　　目前中国城镇家庭户均已拥有一套房，需求峰值出现，供求关系发生变化。任兴洲解释，在需求的影响下，投资增速也持续下滑，出现换档。　　官方数据显示，今年前11个月，中国房地产开发投资同比名义增长11.9%，这一数据创下近5年多的新低。任兴洲表示，明年如果没有更强刺激，投资增速恐怕很难维持在10%以上。　　除了投资增速下滑外，楼市新常态也包含产业组织方式的调整。任兴洲表示，一方面，随着整体楼市减速，部分资金链脆弱的企业会被逐步淘汰，企业兼并重组频繁，行业集中化程度提高。另一方面，住宅产业化、智能化、专业化将成为房地产发展的新特征。　　此外，伴随着楼市增长的放缓，以往高增长时房地产各类隐性风险，将逐步显性化。任兴洲认为，从泡沫化的角度来看，中国房地产市场需要提高风险等级。这种风险主要表现在一是房价过高，购房人无法支付，出现断供等，形成大量“烂资产”；二是产能过剩，中国楼市的区域发展很不平衡，产能过剩危机可能从局部开始，蔓延到全国。因此，楼市亟待建立健全化解房地产风险的体制机制。　　住房和城乡建设部政策研究中心研究员周江也认同房地产市场这种发展阶段的转变。在同一论坛上，周江指出，今年以来楼市的下行调整源于短期供求关系的逆转。　　在供应端，由于2010年以来流动性充裕、地方依赖土地财政快速推地等原因，商品房的供给快速上升；但在需求端，由于近年来楼市旺销透支需求、保障性住房分流需求、有投资性需求转型等原因，有效需求却有所减少，于是楼市供过于求，开始下行调整。　　但他指出，楼市调整和换挡的深刻原因在于其主要矛盾发生了变化：整个房地产市场由过去总量绝对短缺的阶段，转变为一个结构性的相对过剩和相对不足并存阶段。　　从长期看，周江指出，目前楼市进入一个平台期，也就是增速仍然处在一个比较高的位置，但是保持一个比较平稳的速度。这个时期的延续时间取决于人口出现峰值的时点，城镇化率超过70%的时点以及人口红利消失的时点，这三个时点之后，楼市又会进入另一个新的阶段。　　在平台期的新发展阶段中，周江指出，政府需要解决三个问题：一是不同城市之间的分化，新城建设、住房供应与人口需求错位问题；二是，摆脱经济增长对房地产的过度依赖；三是，住房不平衡以及随之带来的财产不平衡问题。(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