记者在内蒙古省级贫困县杭锦旗调查发现：当地职工缴存的平均水平不足1000元，但当地供电公司职工最高缴存达15530多元。　　对于住房公积金，我们的制度设计上有一套“保低限高”的要求，但是可惜，两方面的措施都没有落实。从“保低”看，有的最少的只有几十元，而更多的私营企业从来就没有缴纳一分钱。同样，“限高”的规定更是白条一张。我们经常看到全国各地的垄断企业，都是随心所欲，无限制地超缴住房公积金，把这作为提高工资待遇并逃避交税的一个新渠道，实质上是瓜分国有资产。要让住房公积金“限高”的措施落实，必须严肃法纪，明确规定最高不得超过平均工资3倍的规定，与此相违背的旧规一律取消；同时对于超缴者要加强监督，一是主管部门进行财务监督，二是明确执纪执法部门对住房公积金管理部门进行监督，三是实行民主监督。(殷国安)

　　“同学们，真想你们！入职不到一个月，我就想回学校读个博了！”刚刚走上工作岗位的研究生班长林静刚在班级群聊里打下这段话，立刻就引起了同学们热烈地回应。送走了“毕业季”，就迎来了“入职季”，大批毕业生从校园涌进职场。“职场菜鸟”们一时难以从扮演了十几年的学生角色“出戏”，便上演了一幕幕“入职的烦恼”。　　　　　　从实习到入职，文野在北京一家图书出版公司已经上了近一个月班了。虽然相对轻松，薪酬不错，同事也都和气，但工作内容本身却让她感到困扰。“应聘时，我的岗位是‘图书编辑’，上班后，我的工作是维护公司微信的公众账号，负责内容的创作和发布。这是带有商业性质的，需要具有活跃的营销头脑，而我本身是学中文的，性格比较单纯。这个工作不是我期待的，也与我的专业、能力不是特别吻合，做起来有点吃力，经常显得‘呆呆的’。”　　入职以前，文野曾做好了“先就业，再择业”的打算，认为在现有工作岗位上继续寻觅下去，会找到更如愿的职业。上了班以后，她发现这几乎是“痴人说梦”。“每天下班回家后洗洗漱漱就很晚了，没时间找工作，更没时间准备考试。就算接到了其他单位的面试通知，由于没有十足的把握，也不好贸然向现在的单位请假。”文野觉得，上了班，“理想”两个字好像更遥远了。　　另一种不适应，被文野形容为“没有归属感”。当初到北京来上学，户口迁出时，家乡派出所的工作人员曾劝告文野，“别迁走了，不好落回来，麻烦！”文野还记得当时自己洒脱地说，“我不迁回来了！”如今，公司为员工提供每月千元的房补，文野与另一个同事合租着三元桥附近的一个两居室。刚刚在北京有了自己的小空间的文野，深夜躺在小床上，却不停自问：“这是哪儿？我以后要在这儿生活吗？”答案是否定的。“我曾以为找到一个满意的工作，感觉就像吃下一颗‘定心丸’，想要欢欢喜喜、踏踏实实地一直干下去。然而，现在这份工作没有给我这样的感受。”　　　　　　虽然还没有正式签约，但今年毕业的刘然已经在北京某电视台一档综艺节目的制作公司上了一年的班了，他递来的名片上写着某“项目组长”的头衔。当了组长，虽然薪酬高了，手下还带着一个二十多人的团队，但刘然却一点儿没觉得舒心，“我是学戏剧的，思维比较感性，管理类的工作我做不来。”　　“其实，这就是理想和现实的落差。工作之前，我曾有过许多理想，这些理想在上了班以后，我才发现都是很不靠谱的。在我刚进入单位的时候，我以为‘做节目’应该是非常有趣的、高端的，是用声音和画面传达情感。上了班才知道自己其实干不了多少‘活儿’，重要的任务，我的经验、能力不足无法胜任，只能从一些比较琐碎的工作开始。”接任“组长”之前，领导曾向刘然询问工作的意向，但还没等他回答，就拍着刘然的肩膀说，“小刘，我给你规划一条道路吧，做我的助手，学管理！”听了这话，刘然把到了嘴边的“想上机器、学点技术”的话给咽了回去。　　由于单位的领导非常繁忙，工作的运转只能依靠这种“新兵带新兵”的方式，“带兵”任务落在自己的肩上，让“文艺男青年”刘然感到很不适应。虽然没有管理的经验又不太善于言谈，但毕竟刘然已经到单位一年多，对工作的各个环节都比较了解了。于是，他将整个工作流程都写成说明章程，让大家按照章程各司其职。“这种方法比较机械，在面临实际问题的时候容易造成混乱。时间久了，‘新兵’们就忘了自己该做什么，我又不太善于督促，最后他们的任务都是我替他们完成，每次工作都压在我一个人身上，非常辛苦。”　　也有让刘然心里小有成就感的事，“我最擅长联系嘉宾，节目组所有最难联系的嘉宾，最后都是我找到的。”刘然还将自己这方面的经验和方法总结成文字，写了厚厚的一大本。“有一次，我给组员们开会，想向他们介绍我自己的经验，推荐他们学习我的方法。可惜，组员们反应寥寥，让我有点失落。”　　不是没考虑过再觅心仪的工作，可惜“理想很丰满，现实很骨感”。“上班以来，我也面试过不少单位，还记得有一次去面试一家小有名气的杂志社，一同竞争的十几人中有来自北大的、人大的、港大的，还有英国留学回来的双料硕士，我虽然也是211大学毕业的，但与他们相比，学历条件真不算突出。”　　除了求职竞争激烈的外在环境以外，没有及时“跳槽”，刘然自己的心态也是主要原因。“现在的单位，每天中午十二点左右才上班，下午五点多又下班了。住处距单位只有十五分钟的车程，避过了每天早晚高峰，工作时间太随性了。”习惯了这种“随性”，刘然开始安于现在的工作，但他隐隐觉得这份不算热爱的工作他干不长，“每天搜集那么多素材，我特别想写一个剧本，现在的工作环境不允许，以后我会找一个创作类的工作。”　　　　　　6月，拿到了硕士学位的林静顺利与某知名高校签约，成为这所学校校报的一分子，负责学校里的宣传工作，在此之前她已实习了两个月了。然而，入职不久的她，却在迟疑着要不要与单位解约，“这所高校曾是我学生时代梦想却未曾考上的，但实习、入职以来，我发现自己对工作的氛围很难适应。”　　在最初通过笔试、面试进入单位实习的时候，林静就了解得很清楚了，虽然学校年年都解决编制和户口，但今年由于政策缩紧，以往的待遇难以实现。“我是北京的孩子，户口对于我来说没有什么意义，因而最开始我欣然接受了实习，并觉得自己找到了满意的工作。”坐进办公室上了没几天班，林静心里就不舒服了，“工作挺清闲，可是与同事们的相处有点别扭。”“编外人员”林静慢慢就开始觉得与“编内”同事们相比“低人一等”了。　　另外，“编内”同事们每个月比林静多拿到的1000多元工资，也让林静感到不平衡，“接受这份工作时，我并不觉得工资多少对我来说很重要。但工作了短暂一段时间以后，我才发现这是一个公平的问题，我与大家学历同等、能力相仿、工作量相差无几，但得到的薪酬却不相同。这种‘同工不同酬’让我感到很不服气。”入职没多久，林静深感毕业前找工作时考虑不周、意气用事，很有些后悔。　　针对“入职困扰”，一位在人力资源岗位工作十余年的企业高管告诉毕业生们，对于高学历人才来说，初入工作单位最重要的就是调整心态，“从你走出校园、进入工作单位时起，学校里的成绩就清零了。从零开始，踏踏实实做好每件事，不要好高骛远。凡是比你先进入单位的前辈、师长，因为比你熟悉，所以比你专业，应当尊重他们的专业经验。”学校所学知识并不是工作中最重要的部分，其作用是逐渐显现出来的。怎样将知识转化为能力，是“职场菜鸟”们的重要“研究课题”。此外，一个企业看重的品质还有积极、阳光的工作态度和良好的学习能力。 实习记者孙乐琪

对于票制票价调整，北京公交企业提出同城同价、按乘坐里程付费、建立票制票价正常调整机制等原则。其中表示，地面公交与轨道交通票制票价应科学匹配、统筹规划，合理引导客流分布，建议地面与轨道票价比例设定在1:3左右。这是今天上午《法制晚报》记者从公交集团获悉的。　　现状 线路长度、客运总量等均全国第一　　公交售票员盛淑敏告诉记者，她以前在10路车上曾看到一名40岁左右的妇女拿着学生证上下车，为避免冲突不得不让这样的情况发生。　　还有拿着外地身份证或老年证的、没办理北京老年证的外地老人免费坐车。　　对此，公交相关负责人表示，据教委统计，符合规定的学生卡应发放200多万张，而目前已达500多万张，且没有收回，相关部门应设立学生证收回机制。　　同时，公交集团相关负责人今天上午介绍，目前公交集团的员工人数、车辆数目、公交线路、行驶里程以及年客运量等6方面均为全国第一。　　上午，北京公交集团宣传部长南涛介绍说，从2009年以来，北京地面公交的客运量呈逐步下降的态势。从2009年至去年，客运量下降3.7亿人次，折合每天客运量减少约25万人次。　　存在哪些问题？ 低票价政策不匹配 致客流分布不合理　　公交企业指出，地面公交与轨道交通低票价政策不匹配的问题造成客流分布不合理。　　地铁适合长距离快速乘客人群，公交适合中短距离人群，由于地铁实行的全线网“一票制2元”低票价政策，造成地铁客流猛增。　　其中，很多中短途乘客流向地铁，不仅导致地面公交企业客流降低、收入降低，也导致地面公交未能很好地发挥在公共交通体系中应有的功能作用。　　同时，低票价导致公交资源过度使用，免票量大幅增长，给企业经营管理带来困难。　　低票价政策刺激了一些原本利用步行、骑车等方式出行的人群转向了公交出行，造成地面公交资源过度使用，高峰期运力紧张。　　票制票价定到何种程度，应至少考虑公交企业的简单成本状况。　　上海公交单一票制1元、2元，以2元为主，分段票制2元起价；天津公交单一票制1元、1.5元、2元不等，分段票制1.5元起价；广州公交全部分段票制，1元、2元起价；深圳公交单一票制2元、2.5元、3元不等，分段票制2元起价。　　与这些城市相比，北京当前公交票价确实很低，因此北京的票制票价即使不能完全覆盖简单运营成本，也应参考兄弟城市票价，设计北京的票价水平，从而达到政府、企业和乘客合理分担成本的目的。　　结合票制票价调整还应同步完善相关管理制度。如：应将对学生的优惠范围规范为18岁以下学生人群；为便于管理，建议实行65岁以上老年人票证改刷卡免费乘车，或暗补改明补；鉴于多样化公交服务方式的出现，在票制票价调整中，应明确公交多样化服务的定价机制，出台相关票制票价指导政策。　　1.公交优先原则：　　增强地面公交对乘客出行的吸引力　　2.同城同价原则：　　统筹城乡发展，利于所有市民选择公交出行　　3.按乘坐里程付费原则：　　调整应符合经济规律，有利于乘客选择不同的出行方式　　4.合理分担成本原则：　　应由政府、企业、市民合理分担成本支出　　5.地面公交与轨道交通票制票价科学匹配原则：　　统筹规划地面公交及轨道交通票制票价，合理引导客流分布。参考上海等城市的做法，建议地面与轨道交通票价比例设定在1:3左右（记者 武文娟）

　　天通苑某小区四层共有两家住户，楼道中间一个黑色的摄像头像猫头鹰一样盯着楼道内的情况。　　“每次上楼看到一个圆圆的‘脑袋’盯着我看，突然觉着浑身不舒服。”住在四层的住户刘东(化名)发现，对门的邻居在楼道中间私自安装了摄像头。安装者自称为了自家安全，在家门前安装摄像头。刘东投诉维权，却接到恐吓电话以及被多次扎爆车胎。　　私装摄像头的情况并非个案，在许多小区，私自安装的摄像头经常或明或暗地出现，物业、街道和派出所都称不好管，而由此引发的纠纷逐渐成为近年社区的主要矛盾。　　“谁在监视我的生活？”被私装的摄像头侵扰的业主无奈地发出这样的疑问。　　　　天通苑某小区，小区内多以别墅为主，有几栋四层楼房在小区靠近马路的位置。　　一天晚上，刘东下班回家时发现，一个黑色的摄像头突然出现在四层的楼道中间。“这个摄像头早上还没有呢，这层一共就两户，不是我安的，就是对面安的，摄像头还是那种能转动的。”　　一天之后，刘东发现在对门邻居家的窗户上也安装了一个摄像头，摄像头直对自家楼下的车位。“每天上楼下楼的，总觉得自己的一举一动被监视着，这让我心里很不舒服。”　　“他们就说前几天听见了敲门声，开门之后发现没有人了，为了自己家的安全，安了摄像头。”刘东曾经询问对门邻居安装摄像头的理由，但是邻居认为只是请了两个“保镖”看家而已，并未侵害到他人利益。　　刘东所住的四层，两家门正中间，一个球状摄像头异常显眼。“一共这层就两家，他要是安的话，是不是得先和我打个招呼？”在刘东看来，他的生活仿佛在摄像头的监视下没有了隐私。“他可以清楚地知道我们什么时候上班，什么时候下班，什么时候家里有人，什么时候没人。这对我们太不安全了，完全没有了隐私。”　　对于安装的摄像头，刘东对门的邻居承认摄像头为他所安装，“(好几次)敲了门再开门就没影了，这谁不害怕？有摄像头可以实时看到楼道里的情况，这让我心里觉着踏实多了。”　　在刘东眼中，安装在窗户外的摄像头正对车位，摄像头也不能旋转，对居民隐私权的侵害不大。“但是进了楼里了，这就属于相对私密的空间，何况这一层就他和我两家，对我的侵害非常大。”　　　　就楼道的摄像头，刘东找到物业公司，请物业人员进行协调拆除，“我不想跟他们家发生正面的冲突，物业来了两个人，没说两句话，就被对门的人给骂跑了，再也不敢来了。”　　小徐也曾经向多个部门求助，但是私装在楼道中的摄像头仍然发出刺眼的红光。“物业、街道、派出所都表示这事儿他们管不了，我也没有办法上门跟他们正面冲突，毕竟房子是买的，吵了之后那还怎么住。”　　一天半夜，刘东的手机突然响起，对方先是没有说话，“过了一会儿说让我小心一点儿。”刘东回拨，对方已经关机，此后这个号码再未拨通。“在我向物业投诉举报后的几天，就接到了这个很奇怪的电话。”　　在接到骚扰电话几天后，刘东停在楼下的车被两次扎爆了车胎，“平时就是上班下班，跟小区居民几乎没接触，更没有恩怨，谁会扎爆我的车胎？”刘东开始怀疑，骚扰电话与扎车胎都起因于投诉举报对门私装摄像头，“他们家的男主人曾经吓唬我说他是黑社会的，让我老实点。”　　身为刑法学博士的刘东也没示弱，“我跟他说，我见过的死刑犯多了去了，别拿他那点把戏吓唬我。”　　刘东说，公安部门和物业公司安装摄像头是为了公共安全，他们有相关管理制度和职业道德，不会外泄信息，不会侵犯个人隐私权。他不反对在小区安装监控摄像头，但要看安装的主体是谁。如果是个人安装又侵害着其他住户的隐私，他难以接受这样的做法。“个人安装摄像头，怎样保证信息不会外泄呢？谁知道他的真实目的是什么，万一拍摄到别人的隐私，谁能保证他不会用作他用呢？”　　刘东此后再没有接到骚扰电话，车胎在爆过两次之后便再无意外，刘东也再未向物业或是派出所进行过投诉举报，“这种事儿一告一个准，但是胜诉了，这房子我还怎么住？家里有老人有孩子，所以我没有办法跟他们对着干。”　　　　住在顺义区后沙峪某小区的小徐也遇到了同样的困扰。不久前，他发现对门在楼道里安装了一个红外线探头，视野覆盖整个楼道。“从那个时候起，我就觉着我的出行受到监视，只要一抬头就能见到那个闪着红光的‘眼睛’”。　　“对门说他们家的猫眼坏了，为了安全起见才安装的摄像头。”小徐所住的是一栋6层的老楼，他与对门邻居两户住在3层。“不光我家，楼上的其他住户进进出出也在它的监控范围，有点侵犯别人的隐私了。”　　望京某小区中的四层平台，设计之初为居民公共空间，不久前却在平台上出现了一道围墙，圈进了近200平方米的面积。围墙周围分别安装有摄像头，有的摄像头直对四层居民的家。　　“我一拉开窗帘，一个摄像头就离着我15米左右，正对着我家的窗户。”光着上身的姚先生一把将窗帘拉了回去，从窗帘间的缝隙中探出头，观察窗外的摄像头。“我第一反应是，离得这么近，我们家有没有被拍到？自从那个摄像头安装了之后，我都把窗帘拉得严严实实的。”　　在围墙周围共有4个摄像头，对准不同方向。姚先生多次向物业提出拆除要求，但摄像头依然对准了他家窗户。“建起的围墙围住了消防通道的小房子，那道围墙城管部门调查后已确定为违建，但是却迟迟未拆，摄像头依然对准了业主的家里。”“这个事儿太可怕了，家对面好像一直有一双眼睛在看着我们，现在在家很不自在。”　　　　多家监控设备安装公司表示，现在许多居民个人为家庭防盗或保护私家车来购买安装监控设备的现象十分普遍，包括高速智能摄像头、红外线摄像头。　　“一套监控包括主机、显示器、线路、电子摄像头，一套可以接4个摄像头的4路监控设备的价格在一千多块钱。”一家监控设备安装公司负责人表示，监控设备清晰度较高的设备安装下来需要5000元至1万元。至于居民个人在楼道等公共空间安装摄像头是否合法，他表示并不知情。　　而《北京市公共安全图像信息系统管理办法》规定，公共安全图像信息系统的使用单位，应当向市或者区、县公安机关备案。擅自在公共场所设置公共安全图像信息系统，由公安机关责令拆除；单位设置的，对单位处1万元以上3万元以下的罚款；个人设置的，对个人处500元以上1000元以下的罚款。　　刘东所在小区的物业公司工作人员表示，物业只能通过调解的方式与私装摄像头者进行沟通，如果安装者拒绝拆除，物业公司则只能作罢。派出所也回复是得通过双方协商调解的方式解决。　　“楼道是大家共用的，半公开半私密。把摄像头安在自家门口，看上去不妨碍别人，但是会给其他人的心理带来影响，也会侵犯个人的隐私。”学法律出身的刘东说，为了自身安全在公共空间中安装摄像头的做法很难让人接受，“最好的解决办法就是通过诉讼，但是闹翻了之后的各种骚扰也会不断出现，这困扰着许多业主。”

　　《财富》杂志14日发布中国企业500强排行榜，今年中国500强的经营规模门槛达到82.3亿元人民币。没出意外，国字号企业再次占据了排行榜的前10位，中石化、中石油、中国建筑蝉联前三，营业收入分别达到2.88万亿、2.26万亿和6810亿元；而利润的前三名则分别被中国工商银行、中国建设银行和中国农业银行夺得，分别为2626.4亿元、2146.5和1663.1亿元。不仅如此，银行业的利润总额也占到了500强企业利润总额的一半以上。　　在这份排行榜上，除了营业收入和利润两项干巴巴的指标之外，这些企业到底有多少核心技术、核心产品和核心竞争力，是没有办法看出的。更重要的，这些企业在实现营业收入和利润过程中，又占用了多少社会资源、特别是信贷资源，也无从看出。　　目前，国资委在考核央企的经营绩效中，采用了以经济增加值为主要内容的价值管理考核办法，即企业可持续的投资收益超过资本成本的盈利能力。更直观地说，就是在考核评价过程中，不仅要看企业的营业收入和利润，还要看企业的融资和负债规模。相同的营业收入和利润，如果负债少、资本成本低，效益就好；反之，则效益不佳。　　外界普遍认为，国企的资产负债率很高，其实现的营业收入和利润建立在高负债、高成本的基础之上，因此市场竞争力有限。特别是进入到国际市场以后，市场竞争力和实力可能更弱。　　也正是基于这样的状况，有关方面在分析评价500强企业状况时，得出了一个民企虽然规模不大、绝对效益不高，但相对效益却比国企高的结论。也就是说，民企是用较少的资本成本获得了较高的经济效益。　　基于此，在给企业按照规模、效益排队的同时，是否能够将企业的负债情况也一并排一下队，看一看到底是哪些企业是大、哪些企业是强，哪些企业是真正的效益好，哪些企业是虚胖？　　中国经济要转型升级，显然不能只靠规模和表面利润，而要看核心竞争力，特别是国际市场的竞争力。这些竞争力从哪些方面得到体现？自然要从企业的低成本扩张、高效率运行，靠以最低的负债、最少的资本获取最快的发展、最好的效益，反之就是徒有其名，实质没有什么市场竞争力。也只有将这些因素考虑进去之后，所谓的500强才是真正的500强。否则，至多是500大。　　日前，国际评级机构标准普尔发布报告称，中国企业债务规模已达14.2万亿美元，占全球三成的份额，超过美国的13.1万亿美元，成为全球企业债务规模最高的国家。除标准普尔之外，摩根大通、里昂证券等众多国际金融机构也纷纷对中国的企业债务风险提出预警。应当说，这些数据是值得关注的。按照有关方面的统计数据，中国每生产一个单位GDP，占用的资金资源是美国的2倍多。即便其中有外汇储备过多的因素，也无法排除资金使用效率低下这一痼疾。更重要的是，靠资金、靠大规模负债、靠银行贷款堆积起来的经济规模，不仅效率不高，风险也很大。(谭浩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