工农红军当年刻在沙田民房墙上的标语，写着三项纪律六项注意的相关内容。　　走在莽莽群山环抱的桂东，一股清风拂面而来。这个有着“天然空调、自然氧吧、江南夏都”美誉的山城小县，冬暖夏凉，人居环境十分优越。　　作为“第一军规”颁布地、国家扶贫工作重点县，桂东在经济社会发展中，虽然存在着总量不大、质量不优、均量不高等问题，面临着后发赶超的艰巨任务，但县委、县政府依然坚守保护生态底线，叫响了“宁可发展步伐慢一点，也要把生态环境保护好一些，切实保护好桂东的青山绿水，为子孙后代留下宝贵的生态财富、预留可持续发展的空间”的口号，在保护生态上不遗余力，实施可持续发展战略。　　本报记者 刘文韬 张斌　　少一分“政绩”，让群众的生活质量更高一点。这正是对军规精神的传承和发扬，是真心爱民、坚决维护群众利益的生动体现。　　军规精神，永恒不朽。实践已经证明，无论是革命战争年代，还是社会主义建设新时期，只要始终坚持群众路线，始终保持与人民群众血肉相连的紧密关系，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我们的事业就能获得最广泛支持，取得更伟大的胜利。

　　编者按：《湘潮》发表文章《巧用神兵战日寇：杨勇在抗战中的三大传奇》。文中记述晚年毛泽东曾找邓小平谈了两次话，最终却不欢而散，摘编如下。　　“吕梁三战三捷”是杨勇指挥才能的生动写照，具有“宋江三打祝家庄”那样的传奇色彩。1938年初，杨勇率六八六团随一一五师主力进至汾阳、孝义一带发动群众，开辟吕梁山抗日根据地。9月，日寇为发起大举进攻，派一○八旅团长山口少将，率部进驻吕梁地区的离石，并在汾阳城内集中大批弹药、粮秣等物资，随时准备起运。这就为杨勇率六八六团打阻击创造了良好的机遇。一天，杨勇带各营干部到汾离公路观察地形，发现最佳阻击部位薛公岭的对面一个山包上正好设有敌碉堡。这个敌碉堡，提前拔掉会打草惊蛇，战斗打响后再拔，伤亡太大。怎么办呢？杨勇发扬军事民主，集中大家智慧后，作出了打碉堡和打阻击同步进行的决定。他把打碉堡的任务交给迫击炮连连长吴嘉德。　　没过几天，杨勇接到情报，敌人车队要出动，便提前设伏。9月14日拂晓，杨勇率领第六八六团进抵汾离公路中段吴城镇东南薛公岭地区。当日军进入伏击圈后，杨勇首先命令迫击炮轰击日军设在山岭掩护过往车辆的碉堡，3发炮弹全部命中，碉堡飞上了天。随后战士们发起冲锋，激战一小时，击毁满载军用物资的汽车20余辆，200多敌人除了3人投降外，全部被歼。第二天，日军大部队出动，扑了空，只拉走了5车尸体。　　前线日军得不到弹药、给养，只好杀马充饥。过了几天，日军又冒险开始运输。100多名敌兵分乘几辆汽车，仅送一车粮食进行试探，杨勇识破了敌人的诡计，决定先给敌人一点甜头，将这一车粮食送了“人情”。　　第二天，敌人果然胆子大起来，又出动200多名敌兵押送18车物资前来，走到油房坪一带时遭到六八六团和补充团的伏击，全部被歼。　　吃了两次亏的日军，成了惊弓之鸟，时时处在戒备之中，在公路重点地段遣重兵设置了据点。　　“不入虎穴，焉得虎子！”杨勇改变了战术，决定冒一下险，将设伏点放在薛公岭东南汾阳县王家池附近公路两侧，在敌人鼻子底下潜伏起来，“出其不意，攻其不备”，准备再打一个伏击战。20日9时许，日军步骑兵800余人进入伏击区，杨勇指挥部队突然开火，旋即发起冲击，以一部兵力拦头、击尾，以主要兵力从中间分割，会同六八五团激战一小时，将日军大部歼灭。日军指挥官山口少将也未能逃脱，陈尸公路的命运。　　日军万万没想到在眼皮底下的王家池却遇见了八路军神兵。三次伏击战，共歼日军1200余人，缴获大批军用物资。汾阳城门紧闭，接连几天，敌人焚烧尸体，召开“慰悼”大会。而杨勇则在吕梁山区召开了祝捷大会。在锣鼓声中，日军驻汾阳联队司令官送来了一份“慰悼”会上由全体军官通过的挑战书，大意是：“前与贵军交战，遗憾万千……惟敝军不愿山地作战，愿约贵军到兑九峪平原一带决一雌雄……”杨勇看后笑着对周围的人说：打仗嘛，就是要以己之长，击敌之短，你有你的打法，我有我的打法，休想用激将法诱骗我们。　　我们打的是机动灵活的山地游击战，打得赢就打， 打不赢就走，不同你拼消耗，真是一封愚蠢的挑战书。大家听了都哈哈笑了起来。　　“吕梁三捷”作为我军抗战时期的成功战例，被广泛流传。

　　7月31日，长沙热浪蒸腾，室外温度超过40摄氏度。湘江长沙段某训练场，武警湖南总队直属支队官兵闻令而动，展开解救人质、山地追捕、潜渡深水、据枪瞄准定型等科目演练。作为我省唯一一支武警机动部队，他们守护这方热土已有20余个年头，被老百姓亲切地称为“守护神”、反恐“尖刀”。“八一”建军节来临之际，记者走近这支反恐“尖刀”部队，了解他们背后鲜为人知的故事。　　“所有的队员都是百里挑一，一个个都是官兵中的‘精英’。”支队政委徐兵向记者介绍。他们当中个个身怀绝技，不少入选队员曾学过武术和搏击。“能够入选特勤中队，是我当兵最大的梦想，但这个过程近乎苛刻。”去年刚进入中队的“90后”新战士李松阁深有感慨。支队先是从新兵中筛选出有军事特长和潜质的人员，接着是个人申请、组织考核、军政素质竞争，最后入围的队员由支队统一进行3个月的魔鬼强化训练。　　距离地面30米的高空，风声飕飕地响，只见一个身影快速移动，然后隐蔽据枪，稳住重心，透过瞄准镜瞄准300米开外小山坡上的地面靶台。“嗒”的一声之后，自动靶台弹了回来：击中目标，正中靶心！前方狙击手报告成绩。　　完成这种高难度射击的，是特勤中队的代理排长寇小龙。他告诉记者：在城市突发事件、特别是处置劫持人质事件中，当一切手段都无济于事时，只有等狙击手来有效处置。而狙击手却只有一次机会，一颗子弹必须消灭一个歹徒。　　能做到这一点，没有捷径，只有苦练。寇小龙经常进行挑战极限的“增压”训练：战友们跑5公里，他往往跑得更多。举枪、瞄准、射击，是狙击手每天都要重复的动作，有时枪尖上还要挂两个共3公斤重的水壶，有时往往瞄得手发酸、眼流泪，肩膀经常会被枪托磨烂。　　每天负重15公斤长跑，20分钟内需要跑完5公里，日常“加餐”俯卧撑300个、仰卧起坐300次，单双杠练习各100个……一连串数字的背后，挑战的是每个战士的生理极限。　　高难度的刻苦训练带来了丰硕的实战效果。今年2月17日，长沙火车站派出所对一名网上通缉犯实施抓捕时，遭到犯罪嫌疑人强烈反击，罪犯掀倒民警翻越座椅，企图冲出候车室，当时，正在火车站担负执勤任务的直属支队特勤队员苏俊卿闻讯赶来，立即对犯罪嫌疑人进行阻拦抓捕，犯罪嫌疑人极力反抗，猛踢苏俊卿的裆部，说时迟那时快，苏俊卿利用平时训练学到的格斗技巧，一个掀腿压颈，轻轻松松就制服了犯罪嫌疑人，整个过程不足5秒。　　近年来，该支队参加各类重大军事演习20余次，10余种新战法在实战中得到充分检验，执行反恐处突任务100余起，次次胜利凯旋，为维护驻地稳定发展作出了重大贡献。　　本报记者 周小雷 通讯员 吴建波

　　在87年前的今天，1927年8月1日 (农历七月初四)，南昌起义。　　1927年，由于蒋介石和汪精卫的叛变，第一次国内革命战争失败了。中国共产党为了挽救革命，派遣李立三等同志前往九江，准备组织中共在北伐军中的力量，联合国民革命军第12师师长张发奎重返广州，发动农民暴动，建立新的革命根据地。但是那时张发奎已经实行“清共”政策，使原来的计划落空。中共中央遂决定采取独立的军事行动，集中武装力量，进行南昌暴动，并派中央常委周恩来赴南昌，组成前敌委员会领导暴动。　　7月27日，周恩来到达南昌，并在江西大旅社召开会议，宣告前敌委员会正式成立。委员会由周恩来任书记，谭平山、李立三、恽代英、彭湃任委员。会议决定贺龙任起义总指挥，叶挺任前敌总指挥，刘伯承任参谋长，起义时间定于7月30日晚。由于张国寿的阻挠，起义时间又推迟到8月1日凌晨4时，但因起义时间泄露，前敌委员会决定将起义提前到8月1日凌晨2时。当时南昌城内国民党的武装力量仅有1万多人，而共产党掌握和影响的武装力量有贺龙、叶挺、朱德领导的国民革命军，共约两万余人。　　8月1日凌晨2时，贺龙、叶挺、朱德、刘伯承等率部举行起义，经过4个多小时的激烈战斗，歼敌1万多人，这样，南昌守敌几乎全部被歼灭，起义部队占领了南昌城。　　8月1日9时，在南昌城召开了有起义领导人和各省市及海外华侨代表共40余人参加的联席会议，选举宋庆龄、何香凝、邓演达等25人组成中国国民党革命委员会，谭平山任主席。起义部队仍沿用国民革命军第二方面军番号，由贺龙任代理总指挥、叶挺任代理前敌总指挥、刘伯承任参谋长。　　南昌起义后，汪精卫命令张发奎、朱培德向南昌进攻，起义前委会按原计划向南挺进。8月3日至5日，起义部队先后撤离南昌。但是起义没有注意与当地农民运动相结合，到9月下旬，起义部队在广州潮汕地区遭强敌围攻，起义宣告失败。保留下来的起义部队一部分在朱德、陈毅等率领下，转战到湖南南部，另一部分转入海陆丰地区继续斗争。　　南昌起义打响了武装反抗国民党反动派的第一枪，标志着中国共产党独立领导革命战争和创建革命军队的开始。8月1日被中国共产党定为中国人民解放军的建军节。

　　据美国《华尔街日报》8月1日报道，据美国和联合国表示，以色列和哈马斯已经同意从8月1日上午开始在加沙地带实施为期三天的人道主义停火，希望双方能够实现更长时间和平。　　美国国务卿克里和联合国秘书长潘基文7月31日在一份联合声明中宣布了这项停火协议。克里正在印度新德里访问，这一声明也在新德里发布。　　哈马斯表示接受72小时停火，停火协议将从当地时间8月1日上午8点生效。(记者 朱马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