编者按：《党史博采》发表文章《陈云鲜为人知二三事：曾被授予中将军衔》。文章称在陈云伟大光辉的一生中，有许多鲜为人知的经历。本文择其二三记述如下，以增进人们对陈云生平的了解，丰富对陈云业绩的认识。文中记述抗日战争胜利后，陈云任中共中央东北局委员，受命奔赴东北战场，参加领导建立东北根据地的斗争。就在临去东北之前，陈云被授予了中将军衔，摘编如下。　　　　陈云自称不懂军事。除了在东北战场上三年零八个月的军事历程外，陈云一生绝大部分时间是从事组织和经济的领导工作。因此，对于陈云曾被授予过中将军衔的经历，许多人并不很知情。　　陈云在1937年4月回国到达迪化(今乌鲁木齐)后，任中共中央驻新疆代表。1937年11月至1944年3月，在延安任中共中央组织部部长。1944年3月，任中共中央西北局委员、西北财经办事处副主任兼政治部主任，主持陕甘宁边区的财政经济工作。抗日战争胜利后，陈云任中共中央东北局委员，受命奔赴东北战场，参加领导建立东北根据地的斗争。就在临去东北之前，陈云被授予了中将军衔。　　派陈云去东北，是与中国正处在抗日战争取得胜利这样一个历史重大转折关头、东北成为全国时局的重要焦点紧紧相连的。　　东北的战略地位极为重要。如果国民党占领这一地区，将切断中国共产党领导的革命力量与苏联的联系，并将利用东北雄厚的工业基础，对华东、华北、西北解放区造成南北夹击之势。相反，如果中国共产党控制东北，就可以改变自己薄弱的物质基础，形成不受国民党包围的战略基地，摆脱长期被四面包围的局面。　　国民党为占领东北费尽了心机，共产党为控制东北也早有筹谋，并投入了很大力量，组织部署延安及华北、山东、华东各地派大批干部及部队去东北。　　1945年9月14日，驻东北苏军代表贝鲁罗索夫中校，在沈阳卫戍司令曾克林的陪同下由沈阳飞抵延安。中共高层与苏军建立起直接联系，以协调双方在东北的行动。次日早晨，陈云、彭真同中央军委总参谋部作战部副部长伍修权、中央军委后方勤务部部长兼政委叶季壮、中央军委第三局第一处处长段子俊、中共中央机要处办公室副主任莫春和，在曾克林的陪同下，搭乘贝鲁罗索夫来延安的飞机前往东北。为便于同苏联红军打交道，行前，由刘少奇主持召开的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决定以中央军委主席毛泽东的名义，授予彭真、陈云、叶季壮中将军衔，伍修权为少将，段子俊、莫春和为上校。下午3时，飞机在山海关机场降落时出现了险情。据伍修权回忆：“那是一架道格拉斯式的双引擎飞机，开始还飞得很正常，后来却发生了问题，飞机没到沈阳，飞到山海关就降落下来。当时飞行员又很不沉着，匆忙地从跑道中段落下，结果冲出了跑道，猛插到一块稻田里。飞机尾巴翘了起来，机身成垂直状态才停住。我们六个人中，我和段子俊、莫春和都因撞击受了轻伤，叶季壮被撞得最厉害，受了重伤，腿被翻倒的油桶和无线电器材压住了。彭真也受了脑震荡。最幸运的是陈云同志，飞机的舱门被撞开时，把他一下子推进了驾驶室，反而没有受伤。”　　9月17日，陈云同彭真、伍修权在锦州考察，听取锦州卫戍司令王珩、政委徐志的汇报，详细了解锦州地区的情况。第二天到沈阳。从此，陈云开始了他三年零八个月不寻常的驰骋东北战场的历程。

　　前不久，自美国索尼影像娱乐公司遭网络攻击事件发生后，美国联邦调查局一口咬定朝鲜是幕后主使，并且声称，这是迄今美国遭受的最严重的网络攻击，也是对美国利益“最严重的”攻击。鉴于此，美国不顾国际社会的质疑和反对，多法兼用，全面加大对朝鲜的施压力度。　　一方面，坚持与韩举行联合军演。1月13日，为加强盟国对朝鲜的备战态势，进一步提升韩国的防卫能力，美、韩两国首启2015新年军演之先，在韩国东海岸举行了为期两天的海上联合演习，2艘美国驱逐舰和多艘韩国军舰参演。　　另一方面，强化对朝金融制裁。作为对索尼黑客入侵事件网络攻击的“第一步”回应，1月2日，美国政府宣布对朝鲜官员和政府机构实施了新的制裁措施。　　新年伊始之际，各国政要纷纷发表了积极、热情的元旦致辞，国际社会一派祥和。尤其是朝韩半岛难得地出现了久违的和谈对话形势。美国此举，不仅破坏了半岛的这种和谈可能，而且还将加剧朝韩半岛乃至亚太地区的动荡局势；另外，美国采取对朝金融制裁措施并不能横扫天下，反而只能使矛盾愈抗愈烈。俄罗斯之例足能说明一切。（甄泽浩）

　　编者按：《党史博览》发表文章《真实的博古》。文中记述西安事变后，凡是与国民党的重要谈判，中共中央、毛泽东都派博古参加，摘编如下。　　博古与毛泽东的关系，究竟如何呢？博古一向尊重毛泽东，毛对博古也十分信任。遵义会议后不久，博古遵循民主集中制原则，交出大权，这时他虽然还是中央政治局常委，但已不是第一把手，一切听从中共中央安排。在延安整风前，中共中央、毛泽东对博古是信任的，重要的工作都交给他，如长征到达陕北后，毛、周东征，就任命博古为西北办事处主席。西北地区是黄土高原，土地贫瘠、生产落后，加上国民党长期盘剥，人民生活十分贫困。红军到来突增几万人的吃穿，如何安定民心、保障人民的生活和部队供应是个大问题。父亲过去有组织、宣传工作的经验，但对经济工作涉及不多。接受工作后，他与林伯渠想尽各种办法，在不到一年的时间里，稳定发展了西北经济，解决了当地百姓生活和军队的供给，并参与了为刘志丹等人平反的工作。　　1936年12月12日，西安事变爆发。这是在没有准备的情况下发生的，如何处理这一突发事件，关系重大。中共中央决策后，派得力干部去协调落实。中央安排父亲与叶剑英一起赴西安协助周恩来参与西安事变善后事宜。父亲的分工是负责党部工作。当时张学良、杨虎城的部队和西安城中各派，对捉蒋、放蒋各执己见，如何统一认识，发动党员做好工作十分重要，父亲深入群众之中做了许多工作。西安事变后，发往中央的两份重要电报：与宋美龄、宋子文谈判结果的电报及《关于西安事变和平解决后的局势和我们的方针》，是由周恩来与博古共同签发的。1937年2月11日，父亲向中央政治局作了《关于西安事变的经过与结束的报告》。　　西安事变和平解决后，国民党军基本停止了对红军的“围剿”，开始转向抗日。这时，父亲的工作转向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方面。1937年8月下旬，父亲受中共中央委派，出任中共中央驻南京代表。当时，重要工作是就国共合作问题，与国民党进行谈判。他作为中共代表团的重要成员，与国民党当局在西安、杭州、庐山等地进行多次谈判，其中国共合作宣言是谈判最重要的内容，因为这是国共合作的条件和基础。7月12日，博古与周恩来在庐山把国共合作宣言初稿交给国民党当局，蒋介石表面同意，而他手下出面谈判的代表康泽，要求将初稿中十大纲领删除，还要求将原稿中“已经取得国民党同意”改为“已经取得政府的同意”，妄图模糊国共合作条件和平等地位。此时周恩来已赴晋商谈八路军抗日之事，博古与叶剑英直接与蒋介石面谈，几经曲折，9月22日、23日国民党中央通讯社分别发表了《中国共产党为公布国共合作宣言》及蒋介石的《对中国共产党宣言的谈话》。至此，以国共合作为基础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终于形成。　　又如与国民党谈有关新四军问题。父亲到达南京后，曾多方寻找项英、陈毅，当见到报上有他们的信息后，随即写信派人去找。后来，他同叶剑英一起提出组建新四军的方案，经中央批准后，与国民党进行多次谈判并达成协议，并取得成功。　　凡是与国民党的重要谈判，中共中央、毛泽东都派博古参加。抗战胜利后，蒋介石实行独裁、内战的反动政策。为保卫和平、反对内战，建立独立、自由、富强的新中国，中共派出毛泽东、周恩来、王若飞赴重庆与国民党谈判，历经40多天，签订了《政府与中共代表会谈纪要》。同年又派周恩来、王若飞、叶剑英等人赴重庆参加政协会议，后又增派博古参加政协宪草审议工作。在谈判和宪章起草过程中，因全国停战协定、整军方案以及政治协商会议关于宪章原则、人权保障、和平建国纲领等决议的实现遭到重重阻力，王若飞和我父亲急于与中共中央商讨坚持上述各项协定的办法，于1946年4月8日冒着恶劣的天气，由重庆乘飞机回延安汇报工作。因飞机失事，全体人员在山西黑茶山不幸遇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