贵阳8月1日电 (周娴)8月1日，第24届全国图书交易博览会图书捐赠仪式在贵州贵阳举行，由全国220多家出版社向贵州省捐赠的码洋1260余万元人民币的50余万册图书，将送至贵州省基层农家书屋、学校、公共图书馆、部队图书馆等。　　国家新闻出版广电总局党组成员、副局长吴尚之，韬奋基金会理事长聂震宁，贵州省副省长何力，贵州新闻出版广电总局党组书记、局长徐圻等出席了捐赠仪式。　　在第24届全国图书交易博览会组委会和中国韬奋基金会的倡议下，中国出版集团等220多家出版单位在三个多月时间内，向贵州省的学校和图书馆捐赠包括文学、艺术、少儿、经济、管理、生活等诸多种类的50余万册图书。　　本届书博会图书捐赠活动由韬奋基金会承办，韬奋基金会作为新闻出版广电总局主管的全国性公益社团，是目前中国新闻出版界唯一的公益性基金会。韬奋基金会自1986年成立以来，一直致力于新闻出版和社会文化公益事业的建设服务，已经承办了第22届、第23届书博会图书捐赠活动。　　今后基金会将积极组织向农家书屋、职工书屋和社会图书馆捐赠图书，为贵州省的文化建设和全民阅读活动奉献绵薄之力。韬奋基金会理事长聂震宁在捐赠仪式上说。　　吴尚之在讲话中说，此次图书捐赠活动是国家新闻出版广电总局支持西部文化建设的具体举措，希望各家出版单位积极投身全民阅读、农家书屋等公共文化服务工程建设，在全社会培养起“多读书、读好书”的良好风尚。　　贵州省副省长何力表示，近年来贵州省组织了丰富多彩的全民阅读活动，贵州将以此捐赠为契机，进一步深入推动全民阅读活动，用知识的力量推动地方社会经济文化发展。(完)

1894年9月17日，黄海海战中，“致远”舰遭日舰猛烈炮击(翻拍)被击沉的“致远”舰只剩下桅杆和桅盘露在海面上(翻拍)日本游客在仔细端详“致远”舰机关炮 　本版摄/记者 吴海浪　　根据史料记载，“致远”舰最后的航程在世界海军史上堪称壮烈。　　1894年9月17日，甲午海战中规模最大、战斗最残酷的黄海海战在午后打响。民国初年海军组织整理的军史《海军实记》中记载，“致远”舰上的邓世昌望着前方激烈的战场和被围攻的“定远”等舰愤怒地喊道：“打了三个小时，敌舰一艘未沉，日本全仗着吉野(日军旗舰)，击沉它我北洋舰队即可获胜！”　　下完冲锋令后，邓世昌指挥当时已经“重伤”且弹药即将耗尽的“致远”舰，采取冲撞战术全速冲向日本第一游击队，试图攻击日舰“吉野”，并破坏日本海军的编队队形。　　看着全速冲来的“致远”舰，“吉野”号舰长河原要一看出了邓世昌想撞沉“吉野”号的意图，下令全力炮击“致远”舰。随着与“吉野”号的距离逐渐缩短，“致远”中弹也越来越多，最终，一声巨响使得整个战场都沉寂下来，“致远”号的舷侧发生剧烈爆炸。　　军舰的舰首先行下沉，舰尾高高竖立在空中，螺旋桨仍然在不停地旋转……不到十分钟，这艘英国阿姆斯特朗船厂建造的穹甲巡洋舰就永远地消失了。　　但是，“致远”舰沉没的海区水深不足二十米，在退潮时，其桅杆和桅盘依然露在水面上，其桅盘中的一门格林炮被日军拆卸。　　■“致远”遗物被标战利品　　■在日本公园展出近百年　　　　　　横须贺港，几乎就是一本袖珍的日本近代史。虽然不能囊括所有近代大事，但细数日本19世纪60年代明治维新后的几次大规模战争，都能找到它的影子。从1865年建立炼钢厂以来，这个扼守东京湾的小渔村先后建立了造船厂、军港，至今仍是美国海军第七舰队司令部的驻扎地。　　当记者乘车到达横须贺后发现，“三笠”公园就位于美国海军基地旁边。人还在公园的大门口，远远就能看到固定在地上的“三笠”纪念舰，一面日本军旗旭日旗在舰首飘扬，而纪念舰的前方，即是一尊手握军刀的联合舰队司令长官东乡平八郎的铜像。　　“三笠”是日本海军史上的名舰，舰名取自奈良县的三笠山。这艘在英国打造的战舰在1904年日俄战争中担任联合舰队旗舰，是东乡平八郎大将的座舰。　　在日本人心中，“军神”东乡平八郎是偶像般的人物，矗立着其铜像的“三笠”公园也因此成为许多年轻人觐见这位“东方纳尔逊”的首选之地。　　然而，出乎许多中国人想象之外的是，这座公园中，至今还展出着120年前日军从北洋海军“致远”舰上拆卸的机关炮，它就在“三笠”舰的舷梯台阶下，充当战舰的陪衬。　　1894年9月17日下午3点30分，奋勇冲向日本舰队的“致远”舰因为“受伤过重”不幸发生大爆炸，在熊熊大火中沉没于黄海。“致远”舰沉没后，两座桅杆的顶端还长时间露在海面上，其中一门装备在桅杆顶端桅盘内的格林炮被日军拆卸后运回日本。　　记者走进公园，近距离观察这艘老军舰，它是一条长达120余米的大型战舰，全身灰色涂装，固定在岸边的水泥地基上，有种遮住背后大海的感觉。要知道，当今日本最先进的战舰、从美国进口的宙斯盾驱逐舰，全长也就160米左右。　　　　纪念舰入口的右边竖着一块长约1米、高约80厘米的长方形介绍牌，分别用日文和英文介绍着“三笠”纪念舰的由来。在这块位置明显的指示牌附近，即纪念舰的舷梯台阶下方，正是记者要寻找的甲午战争中北洋海军“致远”舰的机关炮。　　这是一门十联装的格林炮。黑色的底座支撑着灰色的炮管，旁边的介绍牌上简单地介绍道：“甲午战争时期战利品。初期机关炮，又称十连发机关炮”。　　在这门格林炮侧面，还能看到可以扳起的缺口――准星。　　“它是世界上第一种正式装备于军队的机枪，北洋海军有多艘军舰装备了这种武器。‘致远’舰的后部桅盘中就安装有两门这种小口径速射武器。”中国海军史研究会会长陈悦介绍说，这种美国造的格林炮现代中国习惯译作加特林机关枪，用手把摇动十个枪管围绕轴心转动轮番射击，在当时可称火力十分猛烈。　　　　随行的中国海军史研究会会员王鹤说，“致远”机关炮现在的颜色和几年前相比已经不一样了，现在看起来比较新，以前炮口都生锈了。　　“三笠”舰保存会广报部课长曾川正告诉记者，因为下雨和风吹日晒等缘故，这些露天展品的颜色会慢慢变浅和生锈，公园每隔五年会给展品做一次大的油漆涂装，有一些细小的地方会根据褪色和锈蚀情况每年进行涂装。　　据《舰船知识》杂志记载，因为北洋海军建军之初就以英国海军为师，所以北洋战舰采用的是传统的维多利亚式涂装，即黑色舰身，水线下红色，白色上层建筑，桅杆和烟囱为黄色。　　“因为公园现在只有这种涂装‘三笠’舰的灰色涂料，所以把这门‘致远’舰的机关炮也涂成了现在的灰色。”曾川正说。　　就在“致远”机关炮的旁边，还摆着两枚漆黑的炮弹，旁边介绍牌上写着：“捕获于日清战争，活跃于日俄战争：‘镇远’的炮弹。”如它们摆放位置所暗示的一样：清国引以为傲的北洋水师，不过是虎狼敌国的陪衬。　　　　　　曾川正介绍说，“三笠”公园平时每天的参观人数为300人左右，但是周末往往达到千人。7月6日，记者前往探访的当天正值周日，不时有组团游客和散客陆陆续续进入公园参观。游客除了看指示牌的介绍外，第一眼看到的就是这门被日方标记为“战利品”的致远机关炮。　　游客中有一群身着日本海上自卫队制服的游客，通过简单的交流，记者得知这群自卫队的学员是防卫大学一年级的学生。他们以“身份特殊、不方便谈论政治”为由拒绝了记者的采访。不过，在交流的过程中，其中一名学员轻声嘀咕说，对中国的记者时说话要小心。　　曾川正告诉记者，自卫队防卫大学就在“三笠”公园附近，那里的学生常来“三笠”公园参观，通过公园里的纪念舰和战争中的战利品了解日本海军战史。　　在“三笠”纪念舰旁的地面上，摆放着日军从战场上缴获的各式战利品，除了“致远”机关炮、“镇远”舰参加完日俄战争后留下的两枚305毫米炮弹之外，还有日军从日俄战争中缴获的俄国海军大炮，以及被击穿的俄国海军舰炮防盾等等。　　二战以后，日本一直以和平国家标榜自己，但是仍然把这些在侵略战争中获得的战利品公开展示。一名不愿意透露姓名的游客告诉记者，“好的一面是可以让日本人了解历史，但另一方面会让日本代代都为战争的胜利而自豪，这是不好的。”　　　　　　对于“致远”机关炮的来历，曾川正说，“三笠纪念舰从大正十五年(1926年)开始在这里展示，所以这个机关炮应该是在那之后放到公园的。”他说。但是对于这门机关炮的具体来历和故事，曾川正表示不知道。“三笠”公园中也无文献记载这门机关炮的由来。　　陈悦告诉记者，现在负责“三笠”纪念舰运营的三笠会和为纪念东乡平八郎成立的东乡会关系非常密切。现在陈列在“三笠”公园里面的好多东西都是在二战后“三笠”舰要进行修复的时候别人捐赠过来的，因此陈悦推测这门“致远”的机关炮可能是东乡会中的某个人或者是某个神社捐赠过来的，但没有具体的史料记载。　　“这在当时是非常先进的东西，好的东西他们(日军)才拿回来。”身穿海军服装的日本“海军爱好者同好会”成员大桥对记者说。他知道“致远”机关炮的名头，而他此行就是来参观“三笠”舰和这门炮的。对于中日之间的这场战争，他现在依然为当时日军的胜利而自豪，“世界上每个国家都会为自己的胜利而骄傲。”大桥这样告诉记者。　　　　　　黄海一战，北洋舰队“致远”、“经远”、“超勇”、“扬威”等多艘军舰沉没，日本联合舰队却一舰未沉。　　日本明治大学近代史研究教授山田朗和京都佛教大学日本近代史研究教授原田敬一在接受《法制晚报》记者采访时均认为，双方采用的阵形和战术不同是导致这场战役北洋水师战败的重要原因。　　1894年9月17日，黄海海战当天，北洋舰队采用了英国海军军官琅威理指导的“鳞次横阵”队形迎战，日军联合舰队则摆出了“单纵队”队形向清军展开进攻。　　“鳞次横阵”是1866年奥地利舰队在利萨海战中使用的著名阵法，进攻方式主要为撞击敌舰。“多数国家的军舰上都安上了撞角，这是当时海战中主要使用的战术。”原田敬一告诉记者。　　日本采取的“单阵形”是英国海军军官英格尔斯提出来的，其能有效发挥日军侧面速射炮火优势攻击敌舰。原田敬一说，英格尔斯于1889年到1892年在日本海军大学执教战术，向日军教授了这一战术，强调未来无论遇到何种战场情况，都要坚持使用纵队战术。但直到开战前，该阵形仅在桌面上推演过。不过，日军还是大胆地采用了这种战术。　　“当时日本没有北洋舰队‘定远’、‘镇远’那样的大型军舰，炮弹的射程也比不上北洋舰队，所以他们采取了有利于舰队作战的阵形和战术。”山田朗说。　　黄海海战当天，虽然日军舰队装备的速射炮存在射程短的弱点，但因为日军各舰炮火猛烈，北洋舰队中弹754发，多艘战舰沉没，而日本军舰中弹数仅为134发。　　　　国防大学战略教研部教授纪荣仁在接受《法制晚报》记者采访时表示，黄海海战中，北洋舰队首先开炮一度打乱了日本的阵脚。日本舰队在一开始的时候运用的“单纵队”并不是很成功，但是他们非常灵活地更换了自己的战术，将队形调整，进行了变阵的动作。　　而北洋舰队则非常死板，没有在实战中发挥灵活性，打仗时“生搬硬套”，成为北洋海军战败很重要的一方面原因。　　纪荣仁说，日本是战略进攻的态势，而我们则是被动防御，这种指导思想也是不正确的。这历史上的一战最大的经验教训就是，我们一定要重视平时的训练，从中发现战略战术的不足。　　文/甲午遗证报道组 记者 蒋伊晋 张洁清

　　国字脸、宽额头，甚至是那纤细的眼角，叶伟力像极了120年前站于“致远”号巡洋舰舰桥的管带邓世昌。　　甲午的硝烟散尽之后，邓氏一族历经五代至今。作为邓世昌的玄外孙，叶伟力清楚，纵使还怀有英雄情怀，也不大可能再有外高祖那般浴血黄海的机会。但他仍不满足于仅是相貌上的相近，更想将家族血脉中的那份性情继承下来。　　120年后的今天，当叶伟力有机会遇到其他北洋舰队的后人时，他开始想将这些人聚拢，以各自家族的过往为基准，说说那些先辈、那段历史。他表示，自己要用一生的时间来寻找甲午战争的将士后人。　　　　在1867年1月6日的那个清晨，福州城南定光寺，初立的福州船政学堂借庙内的空房开课。邓世昌等一干同龄人安坐屋内，阵阵英文伴着暮鼓晨钟诵读而出。　　此后经年，青年们又赴异域求学、接舰，力促北洋水师成军。当威海卫的最后一声炮响过后，他们中的一些人喋血疆场，一些仍继续活跃于军政界。但谁也没想到，120年后，各自家族的后人重又找到命运的交集。　　从今年初开始，找到叶伟力的记者逐渐多了起来，人们想从他口中听听，自甲午年伊始，家族所发生的种种。而叶伟力也从来访者口中得知，不少外高祖邓世昌战友的后人，也谨记着先人的历史，甚至就和自己生活在同一座城市中。　　一个“中国近代海军后裔联谊会”的微信群应运而生，目前船政学堂首批学员邓世昌、刘步蟾、林国祥等的后人，均加入其中。叶伟力特意在自己的名字后面，加上了“阳光海洋”，以此明志自己的胸怀。　　在微信群里，丁汝昌的后人赵怀民介绍，自己正为纪念甲午战争的作品集征图片。叶伟力听罢，立刻贡献出自己手头的资料，并联系邓世昌纪念馆帮忙协调。　　“可能经历了各种蜿蜒曲折，但大家都用各种方式将先辈的故事传了下来，如今我们又聚到了一起。”叶伟力说，这也是他一直的梦想。因为当年如果没有这个大群体，也不可能有甲午年间的那场激战。　　　　在邓世昌出生那年，其父的茶叶生意已经做到了津、沪甚至香港等地。这个在广东番禺县龙导尾乡(今广州市海珠区)诞生的男婴被取名“世昌”，寓意家业的昌盛离不开时势和国运的大环境。　　在1961年，叶伟力的降生地则是在北京鼓楼附近的胡同内。在甲午战争后的数十年沉浮中，邓世昌二女儿的后代，起先于上海生活，随后又在建国后移居北京。　　但就像邓世昌幼年时即被要求学习英文一样，“外文”的传统在后辈中也一直被保存下来。叶伟力的爷爷叶裕芳和父亲叶兆麟同样学习英文，其父更是在交通部干部学校远洋班教授中国远洋公司海员英语。“爸爸那会儿的做派还是很洋气的，总是穿西装、听英文广播。”他回忆说。　　记忆中，叶伟力初见邓世昌是在那本《甲午海战》的连环画中，父亲指着书中人物对他说：“看，这就是咱们家祖先。”　　在叶伟力出生不久，那部影响深远的电影《甲午风云》也和世人见面。小学时代，交道口附近的一家影院内，叶伟力第一次在大银幕上看到了祖先的形象。　　“紧张，就是紧张。”叶伟力承认，彼时的他对于那场海战和先祖的作为还是懵懂的，但隐约已经觉出，屏幕上于风浪中昂首的男子与自己有着割不断的血脉。当那句著名的台词“撞沉吉野”喊出时，叶伟力甚至觉得，自己的热血也在跟着沸腾。　　也就在《甲午风云》上映后不久，父亲叶兆麟深受触动，将包括邓世昌夫人照片原件在内的一干遗物，捐献给了中国历史博物馆。　　在叶伟力提供的博物馆回信中清楚地写道：“我们对您这种热心博物馆事业的精神深为敬佩，此致谢意。如有时间，也可来我馆一谈。”　　邓世昌　　(1849年10月4日-　　1894年9月17日)　　汉族，原名永昌，字正卿，广东广府人，原籍广东番禺县龙导尾乡(广州市海珠区)，清末海军杰出爱国将领、民族英雄。　　1894年中日甲午战争时为“致远”号巡洋舰管带，1894年9月17日在黄海海战中壮烈牺牲。　　　　　　在1991年的一个清晨，叶伟力驱车第一次来到了威海。环翠楼公园的海岸边，邓世昌的铜像巍然屹立，于波浪中英勇救主的太阳犬，亦未离开半步。　　叶伟力背靠着外高祖的铜像，久久不愿离去。远处的海平线上，第一抹霞光洒向刘公岛。近百年前的那个9月，北洋水师惨败大东沟海战。残存的舰只退避于此，但这当中并不包括邓世昌所辖的“致远”号。　　“当时我感觉自己的心被撞了一下，像在和他对话。”对于叶伟力来说，那个清晨让他多年对先辈的积累，有了迸发的出口。“可能也就从那天开始吧，我决定要做些什么。”　　叶伟力不再满足于单纯收集史实资料，因为从事影视文化工作，在他的策划下，一部名为《战争电影与人类和平》的系列专题片应运而生。　　“这里面有我的军人情怀。”在这部介绍人类历史各次战役的片子中，叶伟力特意将其中一集的位置留给了“甲午海战”。　　“血泪里起飞，炮火中穿过。”这是专题片主题曲中的一句歌词，叶伟力觉得，以血脉中继承下来的性格，他能够理解当年外高祖所做出的选择。　　坠身入海后，邓世昌执意不接抛给他的救生圈，随后按下爱犬，一起沉入碧波。“可能我们整个家族的人性格都是如此，会做出同样的选择，和周围的人一起牺牲。”　　叶伟力与表姑邓立英恢复联系后，作为邓世昌的曾孙女，老人的信中写道：“不管我们走到哪里，都流着同样的血脉。”　　　　　　在邓世昌战死沙场前，他已与南洋水师的叶富联姻。其追悼会上，女婿叶锦瑛特写了一副挽联：“仰懿德于高山备至提携恩义独深知半子，吊忠魂于海岳出奇勋世芳名应有颂千秋。”　　邓氏一族对于祖先的谨记，就此开始代代相传。近日，当复制“致远”舰的消息传出后，有人质疑此举的耗资过多。叶伟力坚定地站在了拥护的一边。“‘致远’舰代表了那一批人而非邓世昌一人，船上200多人个个都是英雄，这艘舰代表了一种精神。”　　前不久，叶伟力和另几位甲午后人受邀，参观了崔永元的口述历史研究中心。在那里，他看到了更多与甲午战争密切相关的文献资料及书籍。这次行程也让叶伟力深受启发。　　不仅要寻找参加甲午战争的将士后人，他还圈定了一个更广阔的范围，希望找到更多洋务运动参与者的后人。“有些事，不只局限于120周年的时候，是我要用一生来做的。”　　“在我眼里，没看见失败，看见的只是英雄。”叶伟力坚持认为，那一辈人的命运轨迹惊人相似，带来了这个国家最需要的科技生产力，却因自身不能左右的外部环境，功败垂成。“至少，他们努力过了。”　　叶伟力努力拉近着自己与祖先的距离。近年，他又与在广州的邓世昌纪念馆恢复了联系。这里亦曾是邓氏宗祠的所在，正门两侧还挂有“云台功首”、“甲午留名”的楹联。　　叶伟力还想着，要去拜祭一下广州天河公园内的邓世昌衣冠冢。长眠大海后，后人只得将这位战将青年时代的衣物下葬于此。“是时候回去看看了。”叶伟力说道。　　本版文/记者 刘汨　　摄/记者 郭谦 制图/刘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