小雨蒙蒙,下应街道拆迁小组带着勘测和评估人员,第三次敲开了王大伯的家门。“我没读过几年书,最头疼的事情就是算账!”王大伯说,街道工作人员多次上门帮他算拆迁赔偿款,可在外地读大学的儿子总是不放心,非要亲眼看着他们测面积。“大伯,没关系的,只要能算好放心账,我们多跑几趟不要紧!”顾不上喝茶,大伙儿就开始忙活起来。 和王大伯一样,2010年城中村改造工程启动后,许多群众担心有的干部会给“关系户”乱开“口子”、暗箱操作,在“怕吃亏、宁观望”的心理作用下不愿“爽快”签约。为了打开群众的心结,下应街道坚持“一把尺量准、一本账算清、一碗水端平”,力推规范拆迁、公开签约。在街道和各村的携手努力下,截至11月底,7大城中村改造工程已完成90%以上。 体量大速度快 拆掉“城中村” 9个城中村,共80万平方米居民住宅,100万平方米企业用地,具体过程中还涉及旧有项目的拆迁“清零”,面对如此“大体量”的改造工程,下应走出了自己的速度:拆得快,建得也快。目前,除了河东村和已经完成新村建设的湾底村,其他7个城中村的拆除工作已基本完成。金谷小区一期、二期已经交付,景湖小区一期已安置入住,景湖小区二期、江六新村加快建设,洋江水岸的安置住宅楼已造到22层。 速度的背后,是下应街道和各村干部的点滴付出。街道的领导班子成员每人都牵头负责一个村的签约清零工作,带着工作人员走村入户,以“5+2”、“白加黑”的节奏争分夺秒推动拆迁工作。“一把手”当好“火车头”,街道拆迁办、各村党支部的基层干部也都进入了高强度工作模式,有人坚持带病上阵,有人把私事搁到一边,有人常在村里“蹲点办公”至深夜…… “大多数人都签约了,他们都比你笨吗?早签约早住新房,还可以拿奖励,晚签约反而一点便宜都占不到!”面对“观望”的拆迁户,干部们经常用朴素的语言给他们讲清“大道理”。摸底排查、解释政策、反复测量……干部们不怕磨破嘴皮、踏破脚皮,坚持推动签约走上“快车道”。 广公开严监督 办公“流水线” “有问题,看公示!”在河西村,86户拆迁户的签约“变更单”都被贴了出来,大伙儿要是担心有谁“走了后门”,看到白纸黑字的协议,心里立刻就舒坦了。在涉及拆迁的其他村子,拆迁协议可供群众查阅,以便及时拆除群众和干部间的“隔心墙”。 “打铁还需自身硬,党员干部要带头遵守补偿细则,对于亲戚朋友,一律不收‘条子’,不开‘后门’!”在史家码村,李如年、陆岳定、杨桂仁这3位当过生产队长的老党员拧成了一股绳,利用长年累积的威望和人脉,协助4名村干部稳定村里的“大后方”。见到党员干部把自己的亲朋好友列在单子上“晒”出来,把自家的拆迁利益搁到一边,许多村民竖起了大拇指:“我们的老队长靠得住!他们办事,绝不会有‘关系户’!”截至目前,今年7月启动的史家码村376户拆迁签约工作已完成了近90%。 公示、谈判、签约,在这条“流水线”上,跑一个办公室就能搞定一揽子拆迁事务,为群众省下了不少时间和力气。有的拆迁户本人不住在村里,干部们就把手机号给他们,不论工作日或节假日,只要群众一来电,总有干部赶到村里上门约谈。“国庆节,我们都休息了,他们还要到村里走走。”李阿姨说,4个子女回来过节,一家人自然要合计合计拆迁签约的事情,村干部们便“趁热打铁”走访了多个这样的大家庭,让大家商量的结果尽快在协议上“落地”。 守底线知冷暖 啃下“硬骨头” “这间屋子造了好几年了,凭啥说我是违建,不给补偿?”“女儿为什么不能单独立户?”“老妈说好的,把这几间房子给我,可现在兄弟们非要和我平分,怎么办?”在拆迁工作中,工作人员每天都会收到好多条类似的群众意见。 “坚持依法办事是我们的原则,政策的口子开不得,否则就是损害了绝大多数人的利益。”下应街道拆迁办相关负责人介绍,在判断相关建筑物是否违建时,土地证、测绘图和对周边村民的调查成了工作人员的“准绳”,“对于通过违法占地、私自加层、围墙内乱搭乱建、占用良田等途径搭建的违章建筑,一律不予做调产安置。” 干部们坚持“铁腕”办事,却也体知群众冷暖。“在法律和政策的范围内尽可能给群众最大的利益,这是我们的原则。”下应街道拆迁办负责人说。帮群众算账,看怎么赔偿最划算;仔细测量面积,不放过一处死角;为子女较多的家庭当起“老娘舅”,商量出让大伙儿都得益较多的分房方案……只要能帮群众争取合法利益,干部们都会主动“出击”。 “住在这里很惬意,新房子慢慢来,不着急!”姜村村的刘金芳老人说,街道给老人们找的过渡用房很不错,每月租金只需10元至15元,“25元一月的过渡费还能省下一点呢!” 对于滞迁户,工作人员不厌其烦地向他们讲政策、讲道理,并动员他们的亲朋前去打“感情牌”。“三年啃下一块‘硬骨头’,不容易。”姜村村工作人员介绍,在下应大道姜村段,有位村民迟未签约,位于主车道中间的两栋房屋严重影响下应大道按时竣工。自2011年起,街道和村干部与他协商近30次却始终未能签约,原因主要是该村民提出的条件与相关征迁安置政策规定严重不符。今年春节过后,下应街道不得不通过司法途径强制执行,并在强制拆迁前继续与其保持商议。“从4月22日晚上7时多谈到第二天凌晨1时多,他才同意签字,我们心里的大石头总算落了地。” 本报记者 项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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