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3年，叶嘉莹(二排右一)与同学在顾随先生家中留影。　　叶嘉莹(右)在荣获2013“中华之光”传播中华文化年度人物称号后与颁奖嘉宾合影。叶嘉莹与学生参观“手稿、著作暨影像展”。　　著名古典诗词研究专家、中央文史研究馆馆员、加拿大皇家学会院士、南开大学文学院教授叶嘉莹90华诞时，国务院原总理温家宝向叶嘉莹发来贺信。叶嘉莹的生日庆典以一场中华诗教国际学术研讨会的形式隆重举行，海内外百余位专家学者展开研讨。　　叶嘉莹是蜚声中外的学者，且不说诗词创作、理论研究，光是教书育人这一项，教了70年书的她，培养出无数人才，如今90岁高龄仍站在讲台上，在传播中国文化方面功不可没。著名红学家冯其庸称赞叶嘉莹讲解诗词“阐说精妙，启发无穷”；学生们说“老师不但写诗是天才，讲诗也是天才”；更有人无限仰慕：“她站在那里，就是对古典诗歌最好的注解。”　　　　叶嘉莹出生在北京的一个大家族，本姓叶赫那拉，祖上与纳兰性德都是蒙古裔的满族人。叶嘉莹的父母对她采用的是“新知识、旧道德”的家庭教育，虽然准许她去学校读书，但生活上对她约束极严。她被关在四合院里长大，甚少与外界接触。封闭的庭院，在她眼里却是一个自足的小世界，窗前的几抹修竹，阶下的菊花，都成了她即景生情吟咏的对象，也让她自小养成了内向文静、幽微深远的性格。　　父亲教叶嘉莹认字读书，开蒙的第一本教材就是《论语》。圣贤之书让她相信，宇宙之间　　自有一种属“灵”的东西存在着，当人生困厄降临时，便多了应对的力量。　　1941年，叶嘉莹才17岁，父亲远在后方失去音讯，母亲忧思成疾去世。身为家中长女，她还要照顾两个年幼的弟弟。幸而当时有伯父伯母的关照，她的学业并没有中断，还如愿考上了辅仁大学。精于古典文学的伯父十分欣赏她的天分，并引导她走上诗词道路。　　另一个对她产生一辈子影响的人是辅仁大学的恩师、古典诗词名家顾随教授。读书时，她对顾先生的一字一句都舍不得错过，记下了厚厚的8本听课笔记，后来，她把它们都交给了顾随的女儿顾之京，并一起整理成书。这是叶嘉莹认为自己这辈子做的最有价值的事情之一。　　叶嘉莹曾说，她的一生都不是自己的选择，从来都是命运把她推往何处就是何处。“让念书，也就念了。毕业后让教中学，也就教了。一位老师欣赏我，把他弟弟介绍给我，后来也就结了婚。”　　叶嘉莹的丈夫是国民党海军教官，婚后不久，她就跟着丈夫去了南方，1948年又随国民党撤退到台湾。个人命运在大历史面前被彻底改写，从此背井离乡。　　1949年年末，他们的大女儿才4个月，台湾的白色恐怖就弥漫开来，丈夫被怀疑是“匪谍”抓了起来。不久后，叶嘉莹任教的中学，从校长到老师都被认为有思想问题，全部被审查，叶嘉莹没了工作。3年后丈夫出狱，却性情大变，经常不可理喻地暴怒，妻子成了他首当其冲的发泄对象。叶嘉莹经常噩梦连连近乎窒息，甚至有过轻生的念头。在绝望中，她只有“把自己一部分的精神感情完全杀死，才有勇气生存下来”。　　后来经师友介绍，叶嘉莹到淡江、辅仁、台大3个大学任教。生下小女儿后，她没能好好休养，身体不堪重负，又染上哮喘。王安石的一首诗，给了叶嘉莹一抹精神的灵光。诗是这样写的：“风吹瓦堕屋，正打破我头。瓦亦自破碎，匪独我血流。众生选众业，各有一机抽。切莫嗔此瓦，此瓦不自由。”她默默要求自己：不要怨天尤人，对待郁郁不得志的丈夫，也要宽容忍让。而这一忍，就是一辈子。这位情感丰富的女诗人，尽管深谙诗词中的儿女情长，自己却从未真正恋爱过。她的小女儿说，我母亲一辈子都在和诗词谈恋爱。　　　　由于出色的教学业绩，叶嘉莹名声散播开来，她获得了台湾大学的教授职位。1966年，叶嘉莹受邀赴美国密歇根大学及哈佛大学讲学。后又接受了加拿大不列颠哥伦比亚大学的聘请，在温哥华定居下来。　　在异国他乡用英语授课，叶嘉莹一方面大量阅读西方文论；另一方面，她有着自己独特的讲课方法。她对学生说：“诗歌里面是有生命的，我的英文也许不够好，我的文法、发音或许不够正确，但我讲一首诗，会把我所体会到的其中的生命感情讲出来。”她发自内心的真诚超越了语言和国界，在异国他乡让无数人爱上了中国古典诗词。　　在拿到学校的终身聘书后，叶嘉莹以为自此就能安稳度日了，不料1976年，她的大女儿和女婿遭遇车祸，双双亡故。她强忍着悲痛为女儿女婿料理完后事，把自己关在家里，拒绝接触外面的一切友人。在这期间，她写下了10首哭女诗。　　诗词不仅帮助叶嘉莹排解悲痛，更是帮助她走出这种生死劫难的力量。1977年，她终于有机会回到阔别已久的祖国大陆。看到火车上的年轻人在捧读《唐诗三百首》，她觉得，尽管这个民族历尽劫难，但诗歌的灵魂不死。于是重新燃起了内心的激情，决心回祖国。　　1979年开始，叶嘉莹每年自费回国，在各地高校讲授诗词。当时中国“文革”刚结束，传统文化断层严重，学生们内心对于诗歌有着极大的渴求。很多教授还在用陈旧的阶级分析法解释诗歌，而叶嘉莹却讲解诗歌的“兴发感动”，并旁征博引，令学生们激动万分。　　课堂上反响热烈，连叶嘉莹自己也完全沉浸其中了。经原辅仁大学外文系教师李霁野介绍，她来到南开大学，就此与南开结下深深的情缘。到了快退休的年纪，叶嘉莹却用讲学把生命填得满满的，对她来说，“报国”最重要的方式就是教书育人。　　　　从上世纪40年代就开始教书，叶嘉莹的好多学生现在都是80多岁的老人了。叶嘉莹用自己澎湃的热情，深深感染了遍布世界各地的学生。台湾作家陈映真曾经回忆：“她能在一整堂课中以珠玑般优美的语言，条理清晰地讲解，使学生在高度审美的语言境界中，忘我地随着叶教授在中国旧诗词巍峨光辉的殿阙中，到处发现艺术和文学之美。”　　2013年之前，叶嘉莹几乎每年都要在北美和中国之间来回奔波，不过，南开大学已然成为她从事古典诗词研究和推广的重要基地。早在11年前，叶嘉莹就受邀担任南开大学中华古典文化研究所所长。不久前，有热爱中国诗词的友人听说她年老后将定居天津南开，决定给她捐助，与南开合作为她兴建了一栋集科研、办公、教学、生活于一体的小楼，定名为“迦陵学舍”。　　如今，叶嘉莹正在从事一项浩繁的工程。“我教书70年，历年的讲课、讲演的录音，有2000小时以上。”她指指家里摞着的一个个行李箱，“这些都是我带回来的历年讲课录音和录像。”学生们正在帮助她整理成书。她的著作文白相杂，理论性强，而讲课时深入浅出，整理出来更利于向读者普及。　　晚年的叶嘉莹将传承古典文化作为自己的责任。她说，有人曾劝我，年纪慢慢老了，该多写点书，少教些课。这话也有道理，可是当面的传达才更富有感发的生命力。如果到了那么一天，我愿意我的生命结束在讲台上……”　　(据《环球人物》报道)

　　前不久，在北京大学国际关系学院，新东方教育科技集团创始人俞敏洪和80后作家刘同进行了一场题为《60后PK80后，当梦想照进现实》的对话。经活动主办方授权，本版精编了俞敏洪的演讲内容，以飨读者。　　　　　　新东方有很多80后员工，他们觉得负担很重，主要的麻烦就是要车、要房，其实在某种意义上，他们没有追逐真正的生命本质的东西。　　我不是说不要钱，当你租一个房子，你不用还房贷，也还有足够的生活费，甚至还有旅游费用，你为什么不租一个房子过得更加轻松呢？这是第一。第二，并不是你租房子以后就不再努力了，你要做的第二件事情，就是你的关注点必须是每年能让你进步的事情，这个进步不光是金钱上的进步，而且在生活上、工作上也要进步。　　我在你们这个年龄的时候，当时10000美元把我卡死了，我想到美国一所州立大学去留学，就差10000美金。所以不要计算你的生命达不到的东西，要计算你生命的进步速度。我在北大的地下室住过4年，在10平方米的房子里住了6年。那个地下室只有6平方米，根本放不下一张大床，也没有窗户，我跟我老婆当时已经结婚，两人住在一张小床上，就是北大学生宿舍里的那种小床。那几年是我们生命中最亲密的时光。生命的喜悦和物质条件在某种程度上并没有关联。　　　　　　对于现在的年轻人来说，一方面确实工作难找，但是另外一方面，他们也确实没有为找工作做好充分的准备。　　现在的学生从大学就开始实习，但是有些学生并没有培养自己个人的整体素质。比如我参与应届毕业生招聘时，第一个问题就是“请问你最近读了多少本书”。有的学生根本回答不出来，也有同学说“我今年读了三四十本书”，我说“你讲一下你读过的书中印象最深的三本书”。我这是在考察学生的综合能力，能把书中印象深的东西分析总结出来，这些都是能力。有了这些能力之后，我再考察他的专业知识。实际上这是一个平时积累的过程。我为什么当年毕业后能够留在北大？并不是我想留就留下来的，而是我的老师觉得我读书多，英文水平不错，词汇量大，所以把我留下来。　　第二个是心态问题。我特别希望大学生毕业以后，甭管什么工作，先干了再说。我举一个简单的例子，新东方最初成立的时候，没有钱雇有水平的人来工作，所以我雇的都是下岗工人，四五十岁的。其中一位下岗女工在新东方扫了七八年的厕所，她走的时候我觉得应该给她一些奖励。当时新东方刚刚股份化，每一股1块钱人民币，现在是30美元。因为她打扫卫生如此干净，对学生服务那么好，所以她走的时候，给了她5万元人民币的股份。大家算算现在值多少钱？扫厕所扫出来的。　　我再讲个简单的故事，高盛的前老总，名字我想不起来了。他本来是高盛总部收发室的一个职员，因为收发信件的缘故，经常会跟老总打交道，结果老总觉得这个孩子工作态度特别认真，人也不笨，就开始慢慢教他。过了20多年，他成了高盛的一把手。　　所以，一定是先在工作岗位上，不管什么工作，先锻炼自己，在这中间再给自己空间和时间去寻找新的机会。　　　　　　尽管中国义务制教育已经普及到各个地区各个乡村，但是真正的教育是让受教育的孩子从心灵思想、自由创新等各方面都得到健康成长，而这些东西在中国的教育体制中常常是缺失的。所以，中国的很多孩子长大以后有两个问题，第一个是他们没有度过愉快的童年和少年时光，第二个是他们没有真正拥有过自己的思想，因为从小学一年级开始所有一切都有标准答案，连写作文都有标准答案，更不用说数学或者化学。这带来的后果是，年轻人缺乏独立的思考能力、创新意识，导致智慧、哲学态度的渐失，形成更加功利的一代又一代的孩子，再反过来把社会推向更加功利的层面。　　我在演讲时也常常说，中国50%以上的家长是在用非常认真的、全心全意的爱来“摧毁”自己的孩子。因为家长对孩子的教育，不是为了培养孩子未来幸福、自信、积极、阳光地生活在这个世界上，而是如何去斤斤计较，为了自己父母的虚荣心去打拼。　　当然，我并不是说每个中国孩子都这样。我只是说，中国培养孩子的创造力和思考能力还不够。但是从家庭来说，我们还是能够做一些事情的。　　比如我带孩子有几个原则：第一，绝对不追求孩子在班里成绩最好，我对孩子的要求是在班里达到平均分，在中间水平就可以了。第二，我追求我的孩子个性开朗、积极向上，我不辅导孩子的功课，但是我每个星期都带着儿子一起爬山，上个星期我带他爬了1400多米高的山，而且刚好下暴雨，这就是锻炼他的体魄和精神，我觉得这比他的很多书本学习更加重要。第三，我要求孩子必须具有帮助别人的能力，他必须能关注到别人的感受，并且尽可能为别人提供帮助，而不是以自我为中心。在这三点上，我的教育还算及格。在学科教育上也还好，孩子基本上能在班级里达到中流水平，我觉得挺满意的，因为我当时在班级里是倒数第五名。　　　　　　体育运动有临界点，跑马拉松的时候有一段时间死活坚持不下去，但是你过了临界点以后发现不是你在跑，而是腿带着你在跑。　　新浪的创始人王志东有一次跟我在沙漠中徒步，因为我经常徒步，所以我比他轻松。他鞋没有穿对，体重也比我重，他走到25公里的时候脚上已经有20多个水泡，他说我不走了，宁可死在这里。我说可以，你有三个选择：第一，走到起点；第二，你呆在这儿，方圆25公里没有人烟；第三，你选择走到终点，烤全羊在等着我们。最后他只能选择到终点，带着20多个水泡走。但是到最后15公里他走得比我还快，我说你怎么回事？他说脚不疼了。我说真的不疼了吗？他说就是没感觉了。最后15公里，他已经进入过了临界点以后的麻木状态。　　人生就是这样，当你为某个东西奋斗的时候，过了那个点，你发现成功自然来了，而且享受的不是孤独，而是某种成就感，是某种快乐。　　　　　　我们每个人都是不完整或者不完美的，我们就是在这样的不完美中追求生命本质上的完善。用什么方式完善自己呢？是不是拥有一架私人飞机或者300万元的汽车就算是完善自己了呢？我从来不这么认为。最重要的是，你每天生活在让自己进步的环境中。　　怎么样进入这种状态呢？有几个要素：　　第一个要素，尽可能排除干扰你生活的完全没有意义或者意义不大的因素。比如你为你的长相不好感到很悲伤，我觉得这个就是上天给你的长相，没什么好商量的。如果你能把这些外在的担忧、虚荣色彩比较浓的东西先排除掉，你离生命的本质就已经完善了一步。　　第二，要尽可能追求对你有长远意义的事情，而不是跟你的生命本身没有关系的事情。比如现在的年轻女孩找男朋友，她们追求的可能是房子和汽车，但是你仔细想想，是房子、汽车重要，还是你真的爱了一个人宁愿跟他受苦但是两人彼此相爱更重要？这个结论不难得出，但是真的践行自己的想法往前走不容易。所以一个人坚持自己的纯粹，把理想或者是自己的这种体系能够跟现实进行较量，并且到最后不被现实带着走，这个人就很有定力，并且未来可以获得某种成就。演讲 俞敏洪 记者 徐蓓 整理

　　1942年秋天，我考进了清华大学研究院的物理系做博士生。当时博士生的补助金是不够的，所以我们都在找教学职位来增加我们的收入。我父亲的朋友徐继祖先生是昆华中学的校长，他安排黄昆、我和张守廉(另一位物理系研究生)，到昆华中学教书。三个人分了一个教师的位置，而学校安排了一座建筑角落里的一间房间给我们三人住。　　这所中学距离联大差不多3公里。我们三人白天经常在大学校园里上课、吃饭、上图书馆，晚上才回到我们的房间睡觉。因为大学校园内没有喝茶的地方，所以我们养成了一个习惯：每天晚饭后，回到中学以前，花一个或两个小时在茶馆里喝茶。那些茶馆集中于大学附近的三条街上。通过那些喝茶的时间，我们真正认识了彼此。我们讨论和争辩天下一切的一切：从古代的历史到当代的政治，从大型宏观的文化模式到最近看的电影里的细节。　　从那些辩论当中，我认为黄昆是一位公平的辩论者，他没有坑陷他的对手的习惯。我还记得他有一个趋向，那就是往往把他的见解推向极端。很多年后，回想起那时的情景，我发现他的这种趋向在他的物理研究中似乎完全不存在。　　茶馆的客人们包括种种人物，有不少是学生，可是大多数的茶客是镇民、马车夫和由远处而来的商人。大家都高谈阔论，而我们通常是声音最大的。有时候，正当我们激烈地辩论时，会突然意识到我们的声音太大，大家都在看着我们(这种意识并不一定使我们停止辩论)。可是一般来说，学生们和其他茶客之间并没有不和的气氛。　　在茶馆中，我们曾经目睹一些永远不能忘记的情景和事件：好几次坐在凤翥街的茶馆里，我们看见一队一队的士兵押着一些犯人向北方走去，走向昆明西北郊的小丘陵地带，那里满布着散乱的野坟。每一个犯人都背着一块白色的板子，上面写着他们的名字和罪行。大多数的罪犯都静静地跟着士兵走，有少数却喊着一些口号，像：“二十年后，又是一条好汉！”每一次当这种队伍走过时，茶馆的喧闹声就会突然止息。然后，远处预期的枪声响了，我们都静静地坐着，等待着士兵们走回来，向南方回到城里去。　　趁着这种背景，我们无休止地辩论着物理里面的种种题目。记得有一次，我们争论的题目是关于量子力学中“测量”的准确意义。这是哥本哈根学派的一个重大而微妙的贡献。那天，从开始喝茶辩论到晚上回到昆华中学，关了电灯，上了床以后，辩论仍然没有停止。　　我现在已经不记得那天晚上争论的确切细节了。也不记得谁持什么观点。但我清楚地记得我们三人最后都从床上爬起来，点亮了蜡烛，翻看海森堡的《量子理论的物理原理》来调解我们的辩论。　　我们的生活是十分简单的，喝茶时加一盘花生米已经是一种奢侈的享受。可是我们并不觉得苦楚：我们没有更多物质上的追求和欲望。我们也不觉得颓丧，我们有着获得知识的满足和快慰。这种十分简单的生活却影响了我们对物理的认识，形成了我们对物理工作的爱，从而给我们以后的研究历程奠定了基础，这是我们当时所没有认识到的。　　黄昆、张守廉和我被称作是“三剑客”，黄昆后来在物理学方面做出重要贡献，引导了一代又一代中国人从事半导体研究，半导体工厂、半导体研究所中有很多人都是黄昆的学生。张守廉后来改行了，改念电机与控制论。　　前几年这两位同学相继去世。回想当年和他们的讨论与辩论，我认为，与同学的辩论是很好的学习方法，和老师讨论是请教问题，和同学的讨论则可以是很深入、持续的。　　(本文为著名物理学家杨振宁教授在第八届全球华人物理大会上的演讲，文章有删减)

　　今年“五一”期间，相声新秀苗阜、王声携陕西青曲社在北京的两场表演让观众意犹未尽，昨天，这对搭档又现身北京，宣布将于10月1日晚在北京展览馆剧场举行青曲社专场演出。　　从北京卫视马年春晚的爆红到现在近半年的时间，苗阜和王声既感到成名带来的喜悦，也感受到了成名后的“烦恼”。日前，苗阜、王声和其他青曲社全体成员退出了网上的多个粉丝群，专注排演相声作品。苗阜解释说，“演员还是要靠作品说话，不能让与粉丝的互动影响到创作和演出。”　　近半年来，青曲社一直奔波在路上，今天还将随曲协前往欧洲巡演，9月又要去澳大利亚、新西兰演出，留给创作的时间可以说少之又少。苗阜说，他们已经在尽量减少活动，为此拒绝了许多综艺节目的邀请，“我们就是说相声的，应该踏踏实实搞创作，安心做个手艺人。”忙完欧洲巡演，他们就要进山“闭关”，为接下来的演出创作新作品。十月在北京的演出，他们将带来两个全新的作品，青曲社全部主力演员都将登台，为北京观众带来浓郁的陕西味相声。记者 牛春梅

　　著名将领白崇禧之子、曾写出《台北人》、《纽约客》、《孽子》等经典小说的著名作家白先勇，17日现身香港书展，借推出两本新书《牡丹情缘》、《止痛疗伤》之机，做了一场演讲会。白先勇先是与读者分享了他在致力推广传统戏曲艺术，担任10年昆曲“义工”的心得。　　除了致力于推广昆曲，白先勇近些年也投入很多精力用在为父作传上。继《白崇禧将军身影集》之后，白先勇又出版了一本有关父亲的新作《止痛疗伤》。在该书中，白先勇运用各项档案、电报、函件，以及相关当事人的日记与口述访谈记录，披露白崇禧上世纪40年代奉命处理某事件的前因后果，以及他所了解的事件真实细节。(记者张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