特大砸窗盗窃玉器案告破，大部分失窃玉器被追回 葛小林 摄　　为确保南京青奥会顺利举行，常州警方实行一级巡防。16日晚上至17日凌晨，常州警方开展“利剑一号”首次清查行动。清查期间，抓获各类违法犯罪嫌疑人215人，抓获网上逃犯9人。17日，钟楼警方还破获一起特大盗窃玉石案，涉案价值近80万。7月16日下午4时许，武进警方查获“斗牛”赌局，抓获涉赌人员45人，缴获赌资40余万元。 荆轩 葛小林　　　　6月7日晚上8点，在钟楼区运河璞丽湾小区附近，一辆白色轿车窗玻璃被砸，后座上的两个包被偷走。接警后，五星派出所民警迅速赶到现场调查。　　失主说，他是做玉石生意的，前不久进了一批玉器。半个小时以前，他到朋友家有事，因为事情很快就能办好，他就把玉石留在了车里。没想到，他从朋友家出来，发现后车窗被砸，两个装满玉石的包也不见了。据失主说，这批玉石的进货价就接近80万。警方迅速介入调查，但事发地段没有探头，暂时没有发现有价值的线索。　　6月27日晚上11点多钟，勤业欧尚附近，发生砸车事件。一辆商务车内被盗两部苹果手机、一个皮夹，内有现金2000元。民警调取附近的视频资料，发现了一个骑电动车的可疑男子。经过大量清查，民警锁定嫌疑人徐某。7月17日凌晨，警方将徐某抓获。　　经审查，徐某是徐州人，36岁，从事电动车改装生意，来常近10年。徐某再婚后，两个月前又生了儿子，觉得家庭负担比较重。为了给孩子赚奶粉钱，徐某不惜铤而走险进行作案。第一次作案得手后，徐某在暂住地挖了个坑，将部分玉石埋在土里。被民警抓获时，他才卖了其中3件玉器。目前，民警已经追回其中227件玉器。　　　　记者从常州警方获悉，16日20时至17日2时，常州警方组织“利剑一号”第一次集中清查行动，以“严整重点地区、严控重点人员、严查疑人疑车、严守治安卡口”为重点，通过对人、车、物“拉网式”清查，迅速在全市形成严打严防严管严控的高压态势。　　清查期间，常州全市实行一级加强巡防，共出动警力3580人，警车500余辆，增设临时卡点113处，盘查可疑人员3241人、车辆1784辆；清查城中村、城郊接合部22处，清查出租房屋2941户，新采集暂住人口745人，私房出租户136户，清查中小旅馆884个，清查留宿洗浴场所249个，清查网吧337个，查处非法经营场所4个，检查重点单位181个，检查发现安全隐患32个，当场整改26个，限期整改6个，收缴管制刀具8把，严查严处各类交通违法行为10762起，其中涉牌涉证、酒驾、毒驾等夏季突出违法行为15起，抓获各类违法犯罪嫌疑人215人，抓获网上逃犯9人。　　其中，7月16日下午4时许，武进区公安局治安大队会同

这是被告人大野泰治在法庭上陈述意见(资料照片)。新华社发　　中央档案馆17日公布了日本战犯大野泰治的侵华罪行自供提要。　　据大野泰治1954年11月笔供，他1902年出生在日本高知县。1934年12月志愿充任满洲国警务指导官。1938年10月被派遣到晋北自治政府。1945年8月日军投降后投靠国民党阎锡山部，任太原绥靖公署炮兵集训团上校教官。1950年12月12日在山西被逮捕。　　重要罪行有：　　1935年8月，从以横道河子为中心的附近地区逮捕来许多中国人民，其中约20名拘禁于横道河子警察署，“用殴打、灌凉水、捆吊等方法拷问。其中2名加上抗日思想浓厚的理由，由石田斩杀了，将头烧焦，说用脑浆配药送来哈尔滨，我吃掉了其中的一个。”　　1936年，在滨江省珠河县“参加了以珠河县参事官为首的用警察队约60名组成的无住地带设定工作队(即制造无人区的工作队――译者)”。　　1936年2月12日，在珠河县公署接收了两名女人，“一名是27岁的赵一曼”。我“用手握或用鞭刺她的手腕弹伤，就共产党的组织和联络关系进行了将近两小时的拷问”。　　1936年8月―1937年6月，组织保甲自卫团，并命令在杀害抗联和“通敌分子”时为证明功绩，要割下耳朵。保甲自卫团“于阿城县内枪杀了抗日联军的兵士和工作人员9名，把其中8个人的耳朵和一个人的头割下送来阿城县公署”。　　1937年2月，“在滨江省阿城县南门外看到一个年约40岁左右的患癫病的乞丐，坐在城外非常脏”，遂命部下日人警士用亚砒酸放在馒头内把他毒死。第2天听报告说，“给他吃了后毒死了”。　　1937年8月左右，在滨江省阿城县永增源，把年约30岁左右的1名抗日联军粮食工作员叫到审讯室，“我亲自用皮鞭殴打拷问，约经过一小时的拷问后，判明此人确系抗日分子”，“遂命警察署的指导官伊藤巡官杀掉”。　　1940年5月左右，在应县县城，看到县公署看守所有拘禁长达一年以上的约二十来名中国人，指示他们按死刑、罚金、笞刑3种来判决。“我提出其中5名是八路军的工作员，扰乱县内治安应判处死刑的意见”。县长告诉我说已决定有3人判处死刑，所以我就伪称这是县公署中国人的意见。这3人“枪杀在南门外刑场上”。　　我从1935年―1945年，“杀害了中国人35起计654名”。“我放火3起，烧毁民房约47户计146间”。强奸9起14名；拷打37起724名；掠夺合计36起，粮食64000吨，银洋3600元。

　　单纯以考古成果决定各国文明的源头，《辞海》的《中国历史纪年表》中确定公元前841年为中国正史纪年之始，而翦伯赞1961年所编《中外历史年表》以公元前2297年尧帝即位为中华文明之始，迄今亦不过4000余年耳，皆少于中东两河流域文明、埃及尼罗河流域文明、希腊爱琴文明和印度河流域文明。中国，真的是世界四大文明古国中最年轻的吗？　　早在1972年，钱钟书先生就指出，对中华文明源头的考查限制在《竹书纪年》确定的“共和元年”不可取，应依晋代皇甫谧的《帝王世纪》重新编制《中华史表》。栾贵明、田奕等社科研究人员，充分利用大数据时代的优势，以“中国古典数字工程”为技术平台，参考《帝王世纪》、二十五史、《资治通鉴》、《明实录》及《历代纪元编》等可信古籍文献，经30多年搜集、研究、整理，编成《中华史表》(新世界出版社出版)，明确考得中国历史纪年当从距今6477年的燧人氏肇始，并与裴李岗文明(约8000年前)、仰韶文明、良渚文明、红山文明等大量无字或有字的考古资料互相释证，一驳中国商文明(始于公元前1500年左右)以前统统是“传说时代”的结论，确立华夏文明不止是上下五千年，而为实实在在的6500年，必将引发世人对中国文化悠久历史之再认识。　　《中华史表》得益于钱钟书先生亲自倡导、构建的“中国古典数字工程”。该工程以构成历史的四大核心元素――人、时、地、事为切入点，建成以人名库、日历库、地名库和作品库为主体的构架，将纷繁复杂的古籍文献史料整合成一个有机的数据库，对之深度挖掘，将陆续生成《中国历史日历》、《中国人名大典》、《中国地名大典》和《万人集》等集大成的古籍整理丛书。寒小风

　　中央档案馆17日公布了日本战犯大野泰治的侵华罪行自供提要。　　据大野泰治1954年11月笔供，他1902年出生在日本高知县。1934年12月志愿充任满洲国警务指导官。1938年10月被派遣到晋北自治政府。1945年8月日军投降后投靠国民党阎锡山部，任太原绥靖公署炮兵集训团上校教官。1950年12月12日在山西被逮捕。　　重要罪行有：　　1935年8月，从以横道河子为中心的附近地区逮捕来许多中国人民，其中约20名拘禁于横道河子警察署，“用殴打、灌凉水、捆吊等方法拷问。其中2名加上抗日思想浓厚的理由，由石田斩杀了，将头烧焦，说用脑浆配药送来哈尔滨，我吃掉了其中的一个。”　　1936年，在滨江省珠河县“参加了以珠河县参事官为首的用警察队约60名组成的无住地带设定工作队(即制造无人区的工作队――译者)”。　　1936年2月12日，在珠河县公署接收了两名女人，“一名是27岁的赵一曼”。我“用手握或用鞭刺她的手腕弹伤，就共产党的组织和联络关系进行了将近两小时的拷问”。　　1936年8月～1937年6月，组织保甲自卫团，并命令在杀害抗联和“通敌分子”时为证明功绩，要割下耳朵。保甲自卫团“于阿城县内枪杀了抗日联军的兵士和工作人员9名，把其中8个人的耳朵和一个人的头割下送来阿城县公署”。　　1937年2月，“在滨江省阿城县南门外看到一个年约40岁左右的患癫病的乞丐，坐在城外非常脏”，遂命部下日人警士用亚砒酸放在馒头内把他毒死。第2天听报告说，“给他吃了后毒死了”。　　1937年8月左右，在滨江省阿城县永增源，把年约30岁左右的1名抗日联军粮食工作员叫到审讯室，“我亲自用皮鞭殴打拷问，约经过一小时的拷问后，判明此人确系抗日分子”，“遂命警察署的指导官伊藤巡官杀掉”。　　1940年5月左右，在应县县城，看到县公署看守所有拘禁长达一年以上的约二十来名中国人，指示他们按死刑、罚金、笞刑3种来判决。“我提出其中5名是八路军的工作员，扰乱县内治安应判处死刑的意见”。县长告诉我说已决定有3人判处死刑，所以我就伪称这是县公署中国人的意见。这3人“枪杀在南门外刑场上”。　　我从1935年～1945年，“杀害了中国人35起计654名”。“我放火3起，烧毁民房约47户计146间”。强奸9起14名；拷打37起724名；掠夺合计36起，粮食64000吨，银洋3600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