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军力发展与某些国家军力发展存在着本质区别，这个区别在于中国与别国的安全文化内涵不一样。西方的安全文化更多的是一种扩张性文化，而中国的主流安全文化是和文化，它一直框定着中国军力发展的走向。　　在战略研究中，人们常在判断战略威胁时使用一个公式：实力+企图=威胁。简单而言，只有A国有实力，同时对B国也有企图，A国对B国才有威胁。中国在大力提升军力，但对他国没企图，因此对他国不构成威胁。这一点很多国家不明白。当然，有的国家则是揣着明白装糊涂。　　中国不武力威胁别国，这是由中国的和安全文化决定的。中国自秦朝成为统一的多民族国家以来，一直是东亚地区的大国，近两千年的时间里，周边国家几乎没有能力对中国构成大的威胁或挑战。面对各种矛盾和冲突，中国利用主导性的国家这一身份，采取和平方式就能解决。作为农耕大国，中华民族从骨子里需要在和平环境里生存与发展。同时，汉民族所倡导的和文化一直是强势文化和先进文化。即便偶尔有少数民族执政，和文化也被吸收而成为主流文化。“和亲”和“朝贡”就是中国处理周边关系的典型举措。　　近代以来，面对列强的殖民侵略，在没有军事实力对抗的时候，清政府仍企望和平解决问题只是一种妄想罢了，最后的结果只有一个：割地、赔款，甚至亡国。新中国成立后，中国政府一直坚持防御性的国防政策，不威胁任何国家，但也不允许任何其他国家威胁中国。面对某些国家威胁中国的企图，中国只有在拥有强大综合国力，特别是拥有强大军事实力的情况下，才能使这种威胁弱化。　　中国的和安全文化，也深深地影响乃至约束着中国军队建设和军事战略制定等方面。面对战争，中国军队坚持从战略上“不打第一枪”；在和平时期，中国军队把树立“和平之师、文明之师和威武之师”的形象作为追求的目标和工作的方向。中国军队自新中国成立后一直坚持“积极防御”军事战略，这就是中国和安全文化在军事战略制定上的体现。　　在核问题上，中国是第一个宣布不首先使用核武器、不针对无核国家使用核武器的国家。面对太空军事化的严峻形势，中国大力提倡和平利用太空，维护太空安全。在今年5月于上海举行的亚信会议上，习近平主席全面阐述了共同、综合、合作、可持续的亚洲安全观。正是有这样的安全追求，中国军队通过演习展示实力等手段，积极推动通过和平方式解决周边热点问题。　　“和”本质上是防御的，被动的，但不能因为我国主张、追求“和”，而忽视提高军事实力。面对战争威胁，只有敢战方能言和。总之，中国军力发展方向是为维护和平、弱化某些国家对中国的威胁。(韩旭东 作者是国防大学教授)

　　中美关系是当今世界最重要的一对双边关系，同时恐怕也是挑战最多、最为复杂的一对双边关系。为了稳定双边关系的基本走向，中美有意建立起一种有别于“国强必霸、争霸必战”逻辑的新型大国关系。中美构建新型关系的一个重大挑战是发展过程中无可避免的结构性矛盾，只是在国际政治话语体系中，中美间结构性矛盾被夸大了。　　中美的一个结构性矛盾与安全环境有关。它主要产生于美国的亚洲政策与中国在亚洲崛起的事实之间，不是全球性的，而是地区性的。自19世纪下半叶提出“门户开放”以来，美国亚洲政策的基轴是一贯的，那就是“均势战略”，避免冲突。美国的亚太再平衡政策仍然体现的是这一基轴。美国一再强调，亚太再平衡不是专门针对中国。而事实是，由于中国在东亚崛起，既有平衡已被打破。美国的亚洲政策无论怎样调整，客观上会越来越站到中国的对手方一边。　　从亚洲或者东亚局部来看，中美在东亚平衡问题上的结构性矛盾几乎无解。但从全局来看，情况可能就不一样了。中国尚不具备在全球性平台上挑战美国地位的实力和意图。中美两国在全球性问题上可以有更多合作空间。如果双方在处理全球性问题上的共同利益越来越丰满，合作机制越来越健全，或许可以超越在东亚地区无可避免的结构性地缘政治矛盾。　　中美关系中另一个结构性障碍与意识形态有关。中国作为硕果仅存的社会主义大国，相对实力增长了，但是对于“被颠覆”的警惕之心似乎并未消解，这方面的不安全感还在增强。中美之间的任何具体分歧都容易被放大成一国对另一国的根本性打击和削弱战略的一部分。　　意识形态问题服从于各自国内政治议程，从外交上进行折冲樽俎的可能性很小。但是，如果更加全面、辩证、历史地看这个问题，可能出现另一种视角。资本主义国家与社会主义国家间的生死对抗，除了意识形态原因之外，更多还是传统的国际政治现实主义和地缘政治竞争的体现。美苏之争，本质上仍然是霸权之争、国家利益之争。不这样看问题，就无法解释为什么社会主义国家之间同样会爆发战争和冲突。　　意识形态对于中美关系的实际作用可能比想象的更轻微。这可能也要得益于中美两国的政治和文化传统都排斥将意识形态教条化。中国接受的社会主义是经苏联转手的，并有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创造性继承。撇开理论上的争论不说，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无论在认识论、方法论，还是具体的制度构建方面，都在不断大量吸收人类先进文明成果，包括美国的成功经验。　　美国人眼中的中国政治体制与前苏联也是不同的。美国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包容或许要高于对前苏联式的社会主义。这当然并不是美国对中国抱有特别的“善意”，而主要在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采取的务实发展战略某种程度上也契合了美国当前的利益。　　意识形态因素对于中美关系的影响可能不如想象中的那么大，还有一个重要原因。中国不同于前苏联，中国不但不搞意识形态输出，甚至不鼓励别国照搬“中国经验”。中华民族没有侵略基因，不搞意识形态和“经验”输出或是一个证据。鉴于中国文化的内向性、防御性和保守性，美国人非但不用担心中国在意识形态方面进行扩张，相反，美国恐怕需要费工夫激励中国更多参与全球性事务，更大胆承担国际义务。(廖峥嵘 作者是中国社科院和平发展研究所常务副所长)

央视报道截图　　日前央视公开了南京军区空军航空兵某师一次空中险情细节，根据视频中出现的战机特征和平显上的俄文警示推断，出事机型是空军引进的俄制苏30多用途战斗机。　　7月22日19时19分南京军区某师苏30Mk2起飞准备进行夜间空战对抗，前座驾驶员为副团长曹兵(音)，后座为师长景剑峰(音)。19时31分，当飞机爬升至5530米，准备开始对抗训练时，战机突然出现异常，出现机头上仰，向左两圈，向右一圈剧烈运动。　　飞行员承受的载荷从正3.9G到负4.3G。飞行员在毫无准备遭遇失控情况下立刻试图断开自动驾驶，找回操纵杆控制权，但发现操纵杆失效。此时前后舱通讯中断，后舱飞行员只能通过拍打舱盖提醒前舱断开交联电门，交联电门的作用是断开飞机自动驾驶系统和操纵系统关联。　　最终飞行员趁战机剧烈运动间隙成功断开电门，找回飞机操纵杆。在险情的17秒中，飞机从5530米猛降到4700米，而下方是海拔2000多米的山区。最终飞机安全着陆，事后查明故障原因是某逻辑元器件故障所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