万荣人民大学未送出一个毕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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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人民大学老校长吴玉章与人大新闻系学生在一起  没有送出一个毕业生的大学  □马斗全  现今中国大学很多,除国家或地方办的正规大学外,还有好多单位或私人办的各种名目的大学,人们已习以为常。而上世纪60年代初,在山西省的万荣县,曾有一所正规大学,叫“万荣人民大学”,却很少有人知道,便是从事高校或高教研究的学者,也知之者不多。  说它正规,是因为这所大学是经国务院批准由国家创办的。  之所以记得那所大学,是因为我的哥哥是该校的学生。  “ ...          
  最近,北大2010级古生物学专业毕业生薛逸凡在社交网站上发布了“一个人的毕业照”,引发网友的关注而走红。北大元培学院副院长卢晓东介绍:“这是全中国唯一的一个只有一名学生的专业。”  据了解,北大古生物专业从2008年创立至今,每年毕业生都是一个,目前已经“四代单传”,这在当今高等教育界也算是一朵“奇葩”。  其实,这种“一生一系”的情况在大学里早已有之。1926年,金岳霖到清华大学任教,并一手创办了“哲学系”。当时清华大学哲学系只有他一个老师,也招到沈有鼎一个学生,“一师一生”号称“一系”,被传为美谈。就是沈有鼎这“一棵独苗”,接过老师的衣钵,且“青出于蓝而胜于蓝”,不仅成了“中国逻辑史”专家,且精通数理逻辑,这方面连他的老师金先生也“不懂”!  还有上世纪60年代,季羡林在北大东语系办了一个梵文班,到80年代初,连同钱文忠在内一共招收了8名学生。他们行了三跪九叩拜师古礼托身季先生门下。自此之后,季先生再也没有亲自指导过学生,钱文忠也因此成了他的关门弟子。季老的最后8个学生最后大多中途改行,硕果仅存的只有钱文忠一人,也可以说是“一生一系”。季老最后把“看家”本领――吐火罗语传授给钱文忠。季先生去世后,钱文忠接过了季老的衣钵,在梵文、吐火罗语这个领域里,独领风骚,成了备受关注的学者。  其实,专业冷僻不是问题,关键是“一门深入”、“不弃不离”,才能“修成正果”。 孟祥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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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北京市教委发布的关于《2014-2016年高考高招改革框架方案》(征求意见稿)中,降低英语学科分数在高考招生中的权重,实行社会化考试,一年两次考试。学生可多次参加,按最好成绩计入高考总分,成绩3年内有效。英语分数从150分调整为100分,比过去减少50分。  除北京以外,多个省市酝酿或已推出高考英语改革的措施。几乎一夜之间,全国多地开始“拿英语开刀”。  英语在国内何时掀起学习热潮?国人在学习英语中又有哪些变化?梳理国人的“英语学习史”,讲述一门语言在他乡的经历。    经历了闭关锁国而被动挨打的屈辱后,清王朝认识到了解西方要从语言开始。  1902年,清政府颁布了“钦定学堂章程”,规定全国的中小学堂外语课以英语为主,该章程于1903年正式实施,由此开启了我国全国规模的外语课以英语为主的先河。一时间,翻译西文、向西方学习之势蔚然成风,英语教学开始初具规模。  上世纪20年代,中国教育界出现了学习西方教育的热潮。1923年公布的《新学制课程纲要》规定,从中学开始开设英语课。这被视为中国教育界力图与国际教育趋势接轨的尝试。  教育专家熊丙奇认为,在最早期的教学机构里,就已经出现后来被称为“浸入式”的教学方法:部分教会学校全英语授课,学生从穿衣打扮到言行举止全部模仿西方。过去150多年间中国不同的历史时期,国人对待英语的不同态度和当时的历史形态有关系。如在上世纪三四十年代,中国很多大学采取的是全英文授课,国外的教材刚出版就可以直接拿到国内教学,目的是希望快速学习西方技术,改变中国积弱积贫的情况。因此那时的英语教材和英文课程,对于中国的人才培养和科技进步起到了很大作用。也正是在那个时代,尽管国家面临贫困和战争,但也出现了西南联大这样的学校,培养了大批优秀人才。    从事英语教学近30年的陈其彬已不在英语教学的一线,他印象中,1978年出版了“文革”后第一套教材,采用的是结构主义方法,教材重视句型操练和语法知识归纳结合,“这种教学方式注重语法,却忽视了英语的实践,就是我们说的哑巴英语。”  1978年,英语列入高考科目,从此英语在国人心中的地位越来越重要。“到了上世纪80年代初,中国开始重视英语,特别是主要大城市的学校。”陈其彬回忆说。  在陈其彬记忆中,教学大纲1982年修改时,重点发生了转移,从政治转向了经济。当时有的人入学时26个字母都认不全。为了能够学好英语,陈其彬和许多同学节假日不放松、单词本随身带。“我们的口袋里都装有一个小本子,上边密密麻麻地记着单词,一到清晨总能看到有人在背单词。当时没有复读机以及其他录音设备,如果学生能够听到学校的英文广播,就已经是很幸运的了。”  从1982年的1月开始,每到晚6点20分,北京、上海,许多城市中的院落里就响彻着地道伦敦口音的英语对话。那是人们跟着电视里播放的英语教学片《跟我学》(Follow Me)在学英语。“这让长期学习语法英语、说口号英语的中国人体会到了一种颠覆性的英语学习方式,也为国内的学英语热添了一把火。”  1987年,在教育部推动下英语四级考试开始在大学中施行,两年后大学英语六级考试开考,考试成绩直接与学位证书挂钩。“这10年时间,英语在中国人的眼中变得非常重要,开始奠定了它的地位,好像被一点点地推向了神坛一样。”    不仅是课堂,1990年后,“出国热”也在这时兴起,而出国的第一关便是通过国外的托福、雅思、GRE等英语考试。在陈其彬眼中,这一年,中央正式确定了留学工作方针:支持留学,鼓励回国,来去自由。“区区的12个字或许没有引起太多人的注意,但对于一些怀有出国梦的人来说,一些人琢磨起留学来,‘来去自由’是一个巨大的转变和刺激,也从背后狠狠地推了一把正在兴起的出国热。”  “上世纪90年代,中国的一些大学生渴望学习英语,目的就是为了获取国外大学的奖学金,好以此出国留学。” 邹先生曾经历过那个疯狂学习英语的火热年代,几乎所有英语学习者都准备参加GRE、托福和雅思等考试。“大家的思维里都认为,多背单词,流利地说英语就能增加出去的机会。想出国的人群中,搞科研的都盯着国外先进的科研条件。做生意的,想到国外赚上一笔。有的演艺界人士也都出国镀金,想成为流行文化的主流。”  1993年,《北京人在纽约》的热映,让无数青年多了一条实现梦想的途径,出国热也被推上了一个高点。陈其彬回忆说,当时的学生都希望“出国镀金”,大多数的留学生当时都选择去了美国,而这条路也是充满诱惑和挑战。“在当时,英语教学开始强调学生运用语言进行交流的能力,注重交流能力的教学法也正是在那时候开始。”   教材也随之改变,知名度最高的九年义务教育初中英语教材,在张媛媛眼中,更愿意称之为“李雷、韩梅梅版教材”。  “教材更加注重情景交际,设计了大量情景故事形式的教学内容。”陈其彬说,一些老教师更是感到不适应。  “那时中国人包括英语专业的学子学习英语的方式仍是停留在以背诵为主体的传统方法上。”当时学英语首要是背单词,背完单词背句子,背完句子背文章,还是以背诵为主,很少有应用的机会。“老家在河北唐山的张媛媛从事英语培训教育近10年时间,先后辗转了两家培训机构,最后决定与朋友一起创业。  从大学的英语专业修读直到现在的英语教育工作者,在英语教育领域摸爬滚打近10年的张媛媛回忆,那时他们普通的学生就按照传统的方式中规中矩地学习,也有一些非常热爱英语的学霸。“普通同学一般也就背课本,学霸一本一本地背词典。”张媛媛说,方法虽然传统,但是大家都很勤奋刻苦,有的同学坚持每天早上七点到八点的晨练。  2000年中国各种英语培训班悄然诞生,全国各地的英语培训逐渐火热起来。据张媛媛回忆,2004年至2008年是英语培训最火热的阶段,“我记得2005、2006那两年,很明显的,家长们谈论的话题就是‘你家孩子报新东方了吗?没报赶紧报吧!’就热到这种程度。”  张媛媛说,那个时候培训班刚刚开始流行,主要集中在一线城市。“那个时候教育资源极不平衡,尚没有在线教育。很多家长甚至来北京租房,为的就是让孩子上名师的英语培训班。”  本报记者 赵喜斌 实习生 张萌 J20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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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年过五旬的毛阿敏昨天宣布出道30年来首次大规模全国巡演“如果时光留不住”正式启动。新闻发布会现场主持是毛阿敏多年好友倪萍,不想倪萍在发布会上化身脱口秀演员,不仅幽默地夸赞毛阿敏,还频频与现场粉丝与记者互动,逗得所有人前仰后合。  “我答应过毛阿敏要来主持,无论怎么样都要赶来。”一上来,倪萍就描述起一路的艰辛:前天还在日喀则,克服重重障碍赶到尼泊尔,又穿越泥石流、顶着暴雨雷电、一路波折才按时赶回北京。讲完还不忘吐槽:“千万不要去尼泊尔,还是祖国好。”谈到两个人的关系,倪萍称他们虽然不是“发小”,但是“青小”,从青年时代就结为好友。“所有大的晚会,都有她演唱,当然也有我的主持。”谈起这位好友,倪萍大赞毛阿敏豪爽,透露过年时毛阿敏给她家送年货,一送就是半卡车的猪、牛、羊。“大葱都吃到来年春天还没吃完。”而对于毛阿敏的歌声,倪萍更是表示:“这才是中国好声音,不只是嗓子好,而是情感里裹挟着歌。”她说道,自己主持生涯只有两次上台忘了拿话筒,一次是看赵本山小品乐得忘记了,一次是听毛阿敏唱歌哭得忘记了。  在许多人印象中,毛阿敏已经很久没有出现在公众视野中。毛阿敏则表示自己也常出来唱歌,只是很少上电视。对于此次开演唱会,毛阿敏将原因简单地归纳为“就是想唱了”:“以前我每次唱完歌到后台,第一句话都是,还没唱够,还想再唱。”她表示此次选择的曲目大多是听众比较熟悉的歌曲,很多观众就是冲着这些美好回忆而来的。当被问及为什么不去参与电视选秀节目时,毛阿敏坦率地说:“我觉得我不太合适,而且也不太喜欢,当评委得花很多的精力,我没有那么多时间。”目前毛阿敏有一对可爱的儿女,毛阿敏也不吝表达自己对孩子的喜爱和对家庭的依赖,不过她坦言孩子唱歌并不是很好。  毛阿敏“如果时光留不住”巡演将于9月6日在南京首站开启,并将于明年在北京演出。 J227 纪晨摄 (记者成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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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杨绛老人过生日总是那么引人注目,明天是老人103岁的生日。每年都要“躲”生日的杨绛,今年生日前又面临一阵喧闹,因为她最出名的小说、被称为《围城》姐妹篇的《洗澡》将在8月推出续集《洗澡之后》。在续集中杨绛给《洗澡》中的主人公安排了结尾,杨绛表示,现在趁她还健在,把故事结束了,别人也不要再想写续集了,为的是给主人公一份纯洁的友情,也给读者一个圆满的结局。  2013年的杨绛由于身体原因屡次住院,在治病养病期间,还遭遇了钱钟书手稿被拍卖的风波。去年冬天,杨绛因为带状疱疹、肠梗阻和肺部感染三次入院,直到今年3月才基本痊愈。杨绛称自己“深深感激媒体和网民同志的热情鼓励和祝愿,因为年老体弱,已难与大家沟通,只有心中默默为众祈福,自律自爱,过好每一天”。  今年生日,杨绛一再告知出版社等机构不要去她家看望,也不要祝寿。钱钟书在世时就从不做寿,曾经采访过钱杨夫妇的北京大学教授徐泓在回忆文章中透露,1990年11月,钱钟书先生过八十岁生日时,“家中的电话一度闹翻了天。学士同仁、亲朋好友、机关团体,纷纷要为他祝寿。他所在的中国社会科学院还准备为他开一个学术研讨会,但钱先生一律坚辞。对这类活动,他早已有言在先:不必花些不明不白的钱,找些不三不四的人,说些不痛不痒的话。杨绛说:‘我无名无位活到老,活得很自在。’”  据小说《洗澡之后》的责任编辑介绍,这个故事是作者九十八岁以后为长篇小说《洗澡》所写的续作,人物依旧,事情不同,读者可看到小说《洗澡》中有着纯洁感情的男女主角有了一个称心如意的结局。杨先生在前言中说,她“特意要写姚宓和许彦成之间那份纯洁的友情……假如我去世以后,有人擅写续集,我就麻烦了。现在趁我还健在,把故事结束了吧。”这部四万五千字的续作,就是她对她喜爱的角色一个“敲钉转角”的命运的交代和分配。“由于高龄,这部作品一直处于没有最后完成的修订状态中,此次收入《全集》,是杨绛先生的心意,也是第一次公开发表,读者能得阅一部百岁老人的小说,也是幸事。”《洗澡之后》的出版说明中这样交代。(记者陈梦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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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对于曾国藩,大家都不陌生,他乃晚清的“中兴四大名臣”之一,被誉为“立德立功立言三不朽,为师为将为相一完人”。但对于曾国藩的父亲曾麟书,大家了解就比较少,很多人关注曾国藩的育儿智慧,事实上,能够有曾国藩这样的儿子,父亲曾麟书的育儿智慧更值得大家研究。  曾国藩和所有孩子一样,并非天资聪颖,其智力甚至可以说是中下水平。小偷与曾国藩的故事流传甚广,说是曾国藩夜里背书,有一个小偷跑到曾国藩家偷东西,结果发现曾国藩背了又背,一篇课文背了一晚上,还是结结巴巴地背不出来,小偷见无从下手,生气地从梁上跳下来,非常流利地把书背了一遍,扬长而去。曾国藩与同时代的俊杰比起来也确是差了一大截,小他1岁的左宗棠,14岁参加湘阴县试,名列第一。李鸿章也是17岁即中秀才。比曾、左、李稍晚的梁启超更是一个神童,11岁中秀才,16岁中举人。  曾国藩为何能够成功?一个小小少年,因为一篇文章背不下来,居然没有选择休息,而是彻夜背诵!正是这种坚持成就了曾国藩。  曾国藩这种坚持不懈的精神从何而来?恐怕与他老父亲曾麟书的言传身教分不开。曾国藩资质平庸,其父曾麟书似乎比曾国藩更差,曾麟书一生考了17次秀才,一直到43岁,才勉强过关。尽管封建社会也有为科举而考得百发苍苍的人,比如蒲松龄等,但真正能够坚持的人还是少之又少,很多读书人考了几次不中,就选择了放弃。曾麟书前前后后考了17次,这需要多大的勇气和坚持的精神!所以说,曾麟书的这种人生态度也影响了曾国藩。当然曾国藩运气要比父亲好一点,曾国藩从14岁参加县试,前后考了7次,到23岁,才以倒数第二名的成绩考上秀才。  父母是孩子最好的老师,曾麟书的言传身教影响了曾国藩,也陶冶了曾国藩的性格品质。从曾国藩的成长经历来看,再一次证明了:“一个成功男人的背后,必定有一个伟大的长辈影响他。”而父母对于孩子的最好教育就是――以身作则。  罗日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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