编者按：《党史文苑》发表文章《陈云如何看待党史重要人物》。文中记述陈云一贯坚持实事求是的思想原则，主张秉笔直书，根据当时的客观环境去分析、判断和评价党史人物的功过是非。陈云对林彪、“四人帮”、康生等党史上的反面人物也作出了准确的评判，摘编如下。　　林彪、“四人帮”反革命集团，在“文革”中干了不少坏事，全党全国人民对他们的罪行义愤填膺。但陈云同志保持着冷静头脑，客观地评价每一位重要党史人物。即使对林彪这样一个特殊的人物，陈云也没有片面地、简单地看问题，既不因为他早期做过一些工作掩盖他在“文革”中的罪行，也不因其晚年的罪行否认其战争年代的作用。　　1971年9月下旬，陈云在得知“九一三”事件后，气愤地说：“林彪干出这样的事来，太没良心了！”在谈到东北解放问题时，陈云指出：“过去党内同志对东北解放战争中林彪所起的作用估价过高了，这种估价并不符合事实。”他还给中央写了《我对林彪的揭发》的材料。　　但是，陈云在对林彪极“左”的错误路线批判时，并没有简单抹杀林彪在军事上有过贡献的事实。20世纪80年代他在接见《辽沈战役》剧组时客观地指出：“林彪虽然在以后的政治上犯了严重错误，但要把林彪的功过与错误分开，要把战争时期和建国以后分开，要把军事与政治分开。特别是在军事上，林彪对中国革命人民的解放战争，作出过重大贡献。今后在表现这方面的题材时，一定要按照历史唯物主义的原则，功过是非分开，不要因为以后的政治错误就否定以前的历史功绩，那样做会伤害许多人的。”　　对林彪和“四人帮”两个反革命集团，陈云主张区别对待和处理。陈云曾对浙江省委书记铁瑛说：处理“四人帮”与处理林彪反革命集团要有区别，“四人帮”这些人祸国殃民，“文化大革命”十年干尽坏事。而在战争年代，他们也没有任何战功。林彪反革命集团则有些不同，他们主要是部队的。像黄、吴、李、邱他们，包括林彪，过去这些人都打过许多仗，也立过各种战功。他们现在犯了罪，应该处理，但与“四人帮”应该有所区别。　　对“文革”中积极参与“四人帮”反革命集团活动、制造了许多冤假错案的康生，陈云同志目光犀利，判断准确，用大量史实揭开了康生的真面目，摘下了戴在他头上的“无产阶级 革命家和反修战士”的桂冠。在1978年11月的中央工作会议上，陈云指出：“‘文化大革命’初期，康生同志是中央文革的顾问，康生同志那时随便点名，对在中央各部和全国各地造成党政机关瘫痪状态是负有重大责任的。康生同志的错误是很严重的，中央应该在适当的会议上对康生同志的错误给以应有的批评。”　　1979年3月6日，陈云在会见来访的马来亚共产党总书记时再次指出：“康生犯过两次大的错误，都是极‘左’。一次是在延安整风后期搞‘抢救运动’;一次是在‘文化大革命’中乱点名，大概点了600个人以上，都是高级干部。他对中央和地方党政各级机关的瘫痪负有很大责任，是有民愤的。”正是在陈云的准确评判下，中纪委认真调查了康生的问题。中共中央根据中纪委的审查报告做出决定，开除康生的党籍，撤销在他死时所致的悼词，揭开了他的真实面目。[阅读全文]

　　我站在这片甲板上。5级、6级、7级；向南、向南、向南……8级、9级、10级；墨绿、浅蓝、深蓝……　　此时，一个个巨浪朝着舰艏扑来，激起铺天盖地的浪花。强劲的海风吹拂着舰岛主桅杆上那面海军旗，吹拂着我的迷彩服的衣襟，我的胸中像有十面大鼓在擂动。　　有些日子是必须镌刻在心中的，海军官兵牢牢记住了两个日子：“4月23日”――人民海军诞生日；“9月25日”――辽宁舰正式交付海军日。　　海军离不开舰船，而舰船都有甲板，只不过甲板的大小不同而已。　　65年前――1949年4月23日，华东军区海军在江苏泰州白马庙宣告成立。第二天清晨，司令员兼政委张爱萍率领先头部队从江阴八圩港搭乘小渡轮，准备去接管江阴要塞。　　迎着[阅读全文]

　　　　据新华社电，俄罗斯紧急情况部2日在其网站上发布消息说，俄第五批人道主义援助车队当天向乌克兰东南部运送了1000多吨人道主义援助物资。　　据俄紧急情况部危机情况管理中心副主任沃罗诺夫介绍，由100多辆卡车组成的援助车队2日在俄乌边境完成通关手续后进入乌境内，车队分成两队，每队50多辆卡车，分别前往顿涅茨克州和卢甘斯克州。援助物资以食品、药品、燃料和建筑材料为主，总计超过1000吨。　　据最新消息，向卢甘斯克州和顿涅茨克州运送物资的卡车已完成卸货，正陆续返回。　　今年8月以来，俄方已向乌东南部运送共计8000多吨援助物资。乌当局和西方国家对俄方做法表示反对，担心俄可能借机“入侵乌克兰”，但俄方坚决否认这种说法。[阅读全文]

　　2012年日本首相安倍晋三再度执政以来，一改过去的施政方针，全面展开“地球仪外交”，大力推行和兜售“积极和平主义”主张，四处结盟拉网，主动耀武发声，倒行逆施，草菅民意，不顾亚洲邻国及全世界爱好和平人民的反对和谴责，篡改否定历史，带领日本在复辟军国主义的道路上越走越远。目前，中日关系虽未完全走到绝境，但面临着冲突与合作并存的尴尬，并将陷入长期冷战状态。何以致此？　　不思己过的心理。受耻辱文化影响，日本人认为，哪怕是坏事，只要自己不说，即使做了也无所谓。因此，日本对二战期间的侵略行为以及给亚洲国家造成的深重灾难没有丝毫愧疚。安倍是日本政坛中强硬的右翼人士，多次否认日本的战争罪行，提出“日本战犯不是罪犯”的观点，多次对日本在二战中犯下的战争罪行进行开脱。另外，1945年日本人均GDP不到100美元，现在高达约3万美元。是什么拯救了日本？日本实现战后奇迹般的经济复苏，主要得益于别国难以置信的宽恕，在日本发动的侵略战争中蒙受巨大损失的中国放弃了战争赔偿，但日本人的内心从来没有认识到这一点。　　极端“右倾化”行径。作为日本“右翼”势力的典型代表，安倍上台后，就想给支持他的右翼组织一个交代，急欲有所作为。2013年4月28日，日本安倍内阁主办的主权恢复日纪念仪式结束后，作为首相，安倍带领参加者齐声三呼“天皇陛下万岁”；2013年12月26日，在执政一周年之际，安倍公然挑衅中、韩等国，悍然参拜靖国神社；同时，还默认、支持修改教科书，并在“慰安妇”、南京大屠杀等问题上，歪曲、否定历史事实，左右民意，进行政治控制。　　强硬对抗的姿态。长期以来，“修宪”一直是安倍追求的毕生目标。为实现国家“军事正常化”，引领日本重新走向“强军立国”，一方面，否定战后体制。日本认为，和平宪法导致日本成为“特殊国家”，这并非日本所愿，战后体制是别国强加给自己的，是对他们的不公正待遇，因此必须改变。另一方面，抛制“安保三箭”，加紧国内立法，迫不及待地解禁并落实集体自卫权；同时，增加国防预算开支，大肆购买先进武器装备，整军备战，积极参加与美菲等国的联合军演。再一方面，修改通过“防卫装备转移三原则”，公开向越、菲等国出售、提供武器装备。　　另外，日本独特的岛国环境及恶劣的自然环境，造就了日本人强烈的危机意识，这种意识直接培育了日本人狭隘的国家主义。而这种国家意识一旦遇到合适的条件就会导致走向极端。因此，安倍积极推行他所主张的“积极”外交和安全政策，拉拢伙伴、广结同盟，打造对华包围圈，遏华、制华的意图彰显无疑。（国防大学 甄泽浩）[阅读全文]

　　11月3日电 最新一期的《学习时报》刊发署名周文的文章《依法治军是强军之基》。文章指出，依法治军、从严治军必须突出纪律建设，加大军事法规执行力度，严格责任追究，严格政治纪律、组织纪律、军事纪律、群众纪律和保密纪律，这样军队才能出凝聚力战斗力。　　文章称，习近平主席指出，军队是要打仗的，军队首先是一个战斗队，要坚持战斗力这个唯一的根本的标准。强军必先强法。军队越是现代化，越要坚持依法治军从严治军。　　党的十八届四中全会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全面推进依法治国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明确提出，要“深入推进依法治军从严治军”，把新形势下的强军之基，纳入依法治国总体布局，对于在新的历史起点上构建完善的中国特色军事法治体系，提高国防和军队建设的法治化水平，实现党在新形势下的强军目标，具有十分重大的意义。　　文章表示，军无法不立，法不严无威。解放军作为党领导下的人民军队，从建军初期就加强军队法纪建设，通过颁布“三大纪律、八项注意”等军规军纪，创造性地将以农民为主要成分的、结构松散的游击部队，改造成一支战无不胜的人民军队，无论是锦州战役后不摘老百姓一个苹果，还是进入上海后露宿街头不扰民，军纪严明成为人民军队区别于旧军队的一个重要标志。加强纪律性，革命无不胜，成为解放军依法治军从严治军的代名词。建军87年来，正是靠着铁的纪律和优良作风，使人民军队从小到大、从弱到强、从胜利走向胜利，赢得了人民群众的拥护和支持，保持了强大的凝聚力和战斗力，树立了威武之师、文明之师、胜利之师的良好形象。可以说，依法治军、从严治军是解放军重要的建军治军思想，是战斗力生成的源泉。坚持这一铁律，就要加大军事法规执行力度，明确执法责任，完善执法制度，健全执法监督机制，严格责任追究，推动依法治军从严治军落到实处。　　文章提出，依法治军、从严治军是强军兴军的方略。在新的历史起点上，习近平主席鲜明地提出了“依法治军、从严治军是强军之基”重要论断，契合了党在新形势下全面推进依法治国的执政理念，深刻揭示了依法治军、从严治军在建设强大人民军队中的基础地位，进一步提升了强军兴军的战略视野和时代标准，为建设强大人民军队提供了根本遵循。　　解放军是国家机器的重要组成部分，将党治国理政的新理念、新观点、新论断贯彻到军队建设中，必然要求依法治军、从严治军的思想有所创新、有所发展，进一步确立依法治军、从严治军在军队建设中的全局性、基础性、战略性地位，从而加快军队各项工作的法治化进程，努力建设一支与法治国家相称的人民军队。强军必先强法。军队越是现代化，越要坚持依法治军从严治军。将依法治军从严治军确立为强军兴军方略，有利于统一全军上下对依法治军、从严治军地位与作用的认识，有利于最大限度发挥依法治军、从严治军对军队建设的强基固本作用，有利于推动强军目标的实现。贯彻这一方略，就要深刻领会习近平主席依法治国、依法治军的重大战略思想，健全军事法制工作体制，建立完善领导机关法制工作机构，通过改革军事司法体制机制、军队纪检监察体制，完善统一领导的军事审判监察制度、重大决策和军事行动法律咨询保障制度，维护国防利益，保障军人合法权益。　　文章认为，依法治军、从严治军是解放军聚焦打赢的基石。聚焦打赢，首要的是坚持党对军队的绝对领导，这是军队打胜仗的根本保证，是依法治军的核心和根本要求，也是人民军队能打胜仗的根基所在。依法从思想上、政治上、行动上确保官兵坚决听从党的指挥，无论战争形态怎么演变，军队建设内外环境怎么变化，军队组织形态怎么调整，必须旗帜鲜明地从制度上和法律上保证党对军队的绝对领导，确保军队在任何时候、任何情况下都始终置于党的领导之下，确保部队绝对忠诚、绝对纯洁、绝对可靠。　　文章称，聚焦打赢是依法治军从严治军的本质与核心，依法治军从严治军最终目标是提高部队能打胜仗能力，这是军队的根本职能所决定的。事实证明，依法治军、从严治军出正规化、出质量、出效益、出战斗力，依法治军、从严治军的点子最终要打在提高打赢未来信息化局部战争能力上。依法治军、从严治军，其本质要求就是使部队建设的所有方面和一切活动都符合打赢要求。夯实这一基石，就要大力弘扬我军光荣传统和优良作风，严格战备、训练、工作、生活秩序，做到方方面面有规范，时时处处有遵循；就要健全适应现代军队建设和作战要求的军事法规制度体系，严格规范军事法规制度的制定权限和程序，将所有军事规范性文件纳入审查范围，增强军事法规制度的科学性、针对性、适用性，推动各项工作沿着正规化法治化轨道前进，为能打仗打胜仗服务。　　文章最后指出，依法治军、从严治军是军令畅通的命脉。影响战斗力发挥甚至决定成败的最大羁绊就是有令不行、有禁不止。军令的畅通已然成为贯彻中央军委作战决策部署的关键。军令畅通不是天然形成的，其命脉在于依法治军从严治军。“依法”与“从严”牢牢焊接在一起，最能彰显治军的权威性、规范性、稳定性和强制性，最能保证全军高度集中统一和纯洁巩固。　　现代战争是体系与体系的对抗，在一体化的军事活动中，任何一个局部、个体不听招呼、行动迟缓，都可能导致一次战斗的失利。维护这一命脉，确保军令畅通就要进一步强化法治思维。“小智者治事，上智者治人，睿智者治法”。强化官兵法治理念和法制素养，把法律知识学习纳入军队教育体系和训练体系，列为军队院校学员必修课和部队官兵必学必训内容，在思想上牢固树立“法”的权威，牢固树立法律至上的意识，学会用好法治方式，自觉涵养法治精神，坚持从法律视角观察判断问题，用法治思维分析研究问题，以法治方式协调解决问题。确保军令畅通就要进一步从严执纪。从严治军是真严还是假严，一个重要标志就是能否从严执纪，必须把纪律建设突出出来，严格政治纪律、组织纪律、军事纪律、群众纪律和保密纪律。只有坚持以纪律建设为核心，加大依法治军从严治军力度，着力增强法规制度执行力，军队才能出凝聚力战斗力。[阅读全文]